“我把奖金设为1个亿，这个奖肯定立马就火。但是我上哪儿去找1个亿的发票啊？我得缴多少税啊？”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正为这一届的优秀科普作品奖犯愁。“如果争取不到赞助，最坏的打算就是颁奖时只发荣誉证书不发奖金。”该协会副秘书长孟雄告诉记者。
自从1980年设这个奖以来，主办方就始终在为钱发愁。“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优秀科普作品奖”是目前中国内地社会力量设立的208项科技奖励之一。
这让人想起诺贝尔奖。
1896年12月10日，瑞典著名化学家诺贝尔逝世。遵其遗嘱设立的诺贝尔奖成为20世纪人类历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事件之一。如果用中国的标准衡量，诺贝尔奖是不折不扣的由社会力量设立的奖项。
当被问及中国何时能像诺贝尔奖那样不为钱犯难时，孟雄笑了笑，显然目前对他来说，这还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被一度中断的科普奖
早在1980年，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就与一些部委和组织共同承办“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此后包括1980年在内，该奖一共举办了五届，分别在1986年、1994年、2001年、2003年，每两届之间的间隔时间不等。
孟雄告诉《瞭望》新闻周刊：“前三届都是政府拨款，当时这个奖归科协(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管，科协经费够就办，经费不够就不办。”
第四届是孟雄印象最深的一届，那一年，评奖的奖金由北大之路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赞助，那是“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第一次发奖金，一等奖每人一万元，在国内同类图书评奖中属于“重奖”之列。协会对企业的回报是给企业冠名，连奖杯都被命以企业的名字。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在当年的一份总结中这样写道：“这样做，一方面体现了提高科普创作的地位，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社会对科普作品价值的逐渐认同，进一步开辟了企业对科普工作支持的新途径。”
可是很快，让企业冠名的做法被禁止了，2003年的第五届评奖又回到了没有奖金的状态。
又过了一两年，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准备继续办第六届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却接到通知：奖被取消。时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秘书长的张秀智向《瞭望》新闻周刊回忆：“也没说什么原因，就取消了，我们本来准备工作都做到一半了，那年取消了特别多的社会力量设奖。”
2008年5月，中国科普作家协会被批准设立“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优秀科普作品奖”，“这回不让冠‘全国’的名儿了。”孟雄解释，“所以又从第一届算起。”
2009年评奖时，资金问题再度面临，“后来科协的‘主席基金’赞助了我们110万元，解决了钱的问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秘书长居云峰说，“但是我们不能一直靠这个钱，所以这回还得自己去找钱。”
找钱的思路又回到了“让企业冠名”上，居云峰希望，这一回这个办法还能行得通。
“王大珩光学奖”的延续
1994年，中国光学事业奠基人王大珩获得何梁何利奖，并获得奖金100万港元。他拿出其中相当一部分用以设奖，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会设立基金，以其一部分于1996年开始用于“中国光学学会科技奖”的颁发。执行三届之后，2000年3月31日举行的中国光学学会常务理事会会议上，该奖的名称改为“王大珩光学奖”。
为使“王大珩光学奖”得以持续发展，除王大珩院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会设立基金外，主办者又从长春光机所等单位募集了52.8万元资金，总数大约80万～90万，这就是王大珩光学奖的第一笔基金。“从此以后，只有支出，没有收入。”中国光学学会秘书长倪国强告诉记者。
此项基金与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签署了《“王大珩光学奖”管理协议》，自2001年5月起该单位接受基金会委托管理“王大珩光学奖”基金，协议有效期为5年。
到2010年这笔钱剩下了39万。倪国强告诉记者：“原来想靠利息维持，当时建立的时候，利息还挺高的，后来利息太低了，支撑不了。现在，我们是以公款形式存，公款存的利率又比私人存款低得多，又不能存在私人的头上。”
“眼看着资金在减少，没有很好的增值办法。长春光机所于是在2006年、2007年就把这个奖移过来了，把剩余的款打过来了，现在是光学学会在管。”倪国强向记者解释。
王大珩光学奖每两年评一次，每一次评2名中青年科技奖，获奖者每人奖金1万元，10名学生奖学金，每人奖金3000元。后来奖金数额一直没有变过。
倪国强告诉记者：“科技奖的申报与评审质量还是相当好的，学生奖申报材料慢慢档次就不高了，看材料能看得出来。为什么呢？王大珩先生当时选定的10个学校是光学与光学工程等学科培养质量非常优秀的10个学校，这10个学校开始都报得很好，因为这是一个全国性的荣誉，又以王先生名字命名。但是后来，比如说有些学校，学校的奖有3000元的，有5000元的，还有1万元的奖，于是有些单位将更优秀的学生，去争取奖金更高的奖项。比如科学院给某学校设的奖，全校十几个院系可以申报十几个学生，学校要进行删选，到科学院还得去评审删选，这个要不好，评不上。而这个奖你是确定给10个学校的，那我肯定能拿上，所以学校一般拿第四、五、六名的学生去评王大珩光学奖。”
于是倪国强一方面搞差额评选的改革，逼各个学校报最好的学生，一方面开始想尽办法找钱。他的想法是，要加强集资力度，不能靠利息来承担奖金，要依靠全国光学实力比较雄厚的的优势单位来集资，
2009年中国光学学会30周年会庆，倪国强跑了中科院一批光机所以及航天、大学等单位，集了一批资助款。在办完会庆活动后，剩余的款项打进王大珩光学奖，让这些单位都成为王大珩光学奖基金的理事单位，将来还要出公告，这样估计起码增加几十万，这样钱就又增加了。现在，王大珩光学奖的奖金仍然不敢提得太高，“以后筹款怎么办？其实按现在的奖励方法，一年也就6.5万，65万，可以花十年，再加一点评审费，一年7万，十年花掉70万，花得起。以后奖金金额还要增加，奖励人数也要适当增加。国家实力在增强，科技奖的强度也要随之增加。”
社会力量“造血”困局
一位科学家告诉《瞭望》新闻周刊，他太太去世的时候，他确实想过设立一个基金会作为纪念，用来奖励科技人员，“但是我很快了解到，我要成立基金会的话，有两个致命的问题：第一，不能向公众募款；第二，不能用来投资。”他说，这意味着，用来设立基金的钱很快会被花光，基金自己无法持续发展。由于个人的投资并不是很多，也无法靠利息维持。于是，他打消了设立基金的念头。
能出得起钱的人也不是没有。一位不愿具名的企业家告诉本刊记者，对企业来讲，每年出几百万块钱评奖并不是什么难事，但是企业的问题在于：“我出钱奖励科技人员，为什么不能免税？”为了对付不免税的问题，现在的处理办法是让获奖对象找够奖金数额的发票来抵账。
他做了一个假设：“如果真的为了把奖办好，把奖金数额提高，肯定能吸引一定的关注度，比如我把奖金设为1个亿，这个奖肯定立马就火。但是我上哪儿去找1个亿的发票啊？我得缴多少税啊？”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下称奖励办)有关人员告诉本刊记者，免税政策并非没有考虑过。问题是，现状太复杂。“比如，企业老总设一个奖，掏1000万出来，都发给他的亲戚和员工，这不是变相地发奖金吗？再比如，要找谁办事，以奖金的名义给对方20万、30万，这不就成变相行贿了吗？所以要把这些情况规范了以后才能免税。”他们担心，如果管不好，造成社会上觉得你奖项太多、太乱，那就又重新回到了1999年以前的状况。
奖励办科技成果管理处处长姚昆仑2008年6月出版的《科学技术奖励综论》一书记载，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的一些部门、社会团体及个人设立的科技奖励逐年增多，还出现一些在社会上引起轰动效应的科技奖励。但是同时，一些评审不规范的奖项充斥社会，特别是个别博览会以盈利为目的随意设奖，甚至还出现冒充所谓的“国际性科技大奖”来骗取科研人员钱财的现象。因此，1999年，有关部门在对国家科技奖励制度进行改革时，加强了对社会力量设立科技奖励的管理。
奖励办社会奖励处处长田晓宇告诉本刊记者，《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也提到“鼓励和规范社会力量设奖”。
“我们正在努力朝这个方向做”，她说，“光靠奖励办肯定不行，比如免税，肯定涉及到税务部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