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款吃喝是老百姓最容易看到、深恶痛绝的腐败。因此，大大缩减预算中的所谓招待费，实行集体用餐的“AA制”，刻不容缓。从由此减少的支出中拿出一小部分，就可大大增加西部农村的“小餐桌”，而若干年后，我们将能看到其人力资本投资的巨大价值。
改善农村贫困学生营养已迫在眉睫
数据显示，2010年，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的寄宿学生的生活费补助总额超过100亿元，惠及1225万贫困寄宿生。
另有消息称，有些地区还专门设立了鸡蛋、牛奶等补充项目，改善农村学生的营养。
这些资金和项目能给贫困寄宿生带来多大帮助呢？
日前，央视记者赴西部四省区实地采访，关注西部农村学生的吃饭和营养问题。我们看到这样一些画面：在一个典型的贫困乡——贵州罗甸县班仁乡，学生在每学期开学去学校时，除了背书包，还要带几件必备的家当，比如炉灶和锅碗瓢盆，因为班仁小学的大多数孩子每天必须在租住的房子周围和一些空旷场地自己生火做饭——这里的露天厨房已经“开张”了近10年。
记者的一个判断是，贫困地区小学生超三成营养不良。报道引用一项针对农村贫困学生的营养状况调查报告指出，营养摄入严重不足，维生素C的摄入量几乎为零，生长迟缓率近12%，72%被调查的寄宿生上课期间有饥饿感。改善农村贫困学生营养已迫在眉睫！
在改革开放30多年之后，还存在如此状况，实在令人不安。为此，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都行动起来，为西部农村的一部分学校办起了食堂，为孩子们支起“小餐桌”，帮一部分学生解决了吃饭问题。从央视报道的一些学校的情况看，如果这些食堂能够坚持办下去，伙食的数量和质量得到保证，那将是西部农村孩子的一大幸事，也将是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幸事。不过，这件事的意义还要从理论层面深化认识，并且以制度保障它持续落实。
对健康的投入，是形成人力资本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西部农村学生“小餐桌”的投入，是对他们的健康的投入。根据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对健康的投入，是形成人力资本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不禁联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欧洲国家为了下一代的健康，从幼儿园到中学，有些国家甚至到大学，无论学生的家境贫寒还是富裕，都提供免费餐食。这件事对战后欧洲人力资本的培育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如果说欧洲国家这一投入是其社会福利政策的一部分，而我们对西部农村“小餐桌”的投入还是扶贫帮困，还没有作为一项中长期的制度安排，但这两项投入产生的作用是相同的。二战后，欧洲许多国家的老百姓身陷贫困，和现在中国西部贫困农村地区一样，吃饱饭是一个问题。此时，老百姓本身对此的投入十分有限，就像在西部农村，孩子们每周从家里拿一点粮食，至多再带些蔬菜或咸菜。在这个当口，为正在长身体的孩子提供免费或部分免费的餐食，其边际产出是很大的，将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当然，这份餐食是低标准的(在央视的节目中我们看到，即便标准低，西部的孩子们已知足了)，但惟其如此，才能长久，也符合公益性投入的原则。
基础教育投入的边际产出在各类教育中最高
长期以来，我国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入上是不成比例的——政府财政的教育投入尚未达到占GDP的4%，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基础设施投入经久不衰，两相对比，就足以说明问题。因此，不管从哪个角度看，无论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人力资源强国，还是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或者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我们都要加大对西部农村的教育投入。在目前的阶段，从这个投入中拿出一部分投在“小餐桌”上，意义可谓重大。如果再有社会各界有识之士愿意资助，当然更好。我们清楚地知道，对“小餐桌”的投入是阶段性的，当西部农村的百姓富裕起来之后，这个与“吃”有关的投入，当然应该由个人支出，一如今天的欧洲，幼儿园、学校的免费午餐已大大减少。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目前教育投入的结构也存在着问题，如何加大基础教育投入，尤其是加大对落后地区的基础教育投入，亟待重视。研究表明，基础教育投入的边际产出在各类教育中最高，但在过去的较长时期，与我国接受基础教育的人口数量相比，这一块投入严重不足。因此，我们首先要增加教育投入的总量，同时必须优化结构，使教育投入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在基础教育投入中，也有对“物”的投入和对“人”的投入之分，在现阶段，增加直接用于“人”的投入，如西部农村教师的收入和学生的“小餐桌”，是十分重要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举措。
减少公款吃喝，就可大大增加西部农村“小餐桌”
在“蛋糕”的大小既定时，要增加一块投入，总要相应减少另一块投入。在讨论“小餐桌”投入时，很自然地会想到公款吃喝，因为反差实在太强烈了！无论在经济还是社会领域，公款吃喝都产生着严重的负效应。在经济领域，无度的公款吃喝直接增加了医疗费用开支。将这部分正在产生负效应的支出，转化为具有很大正效应的西部农村孩子“小餐桌”，是一件利国利民(官员也是民)的事情，但难度之高不难想象。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还没有真正建立公共财政制度，公款吃喝的经费仍然有制度保证，且严重不透明。至于公款吃喝在社会领域造成的问题，更显而易见。在人民网等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调查中，最可能诱发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中，排在第一位的是“腐败多发、民怨较重”；对于跨越陷阱的最大忧虑，排在第一位的是“腐败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公款吃喝是老百姓最容易看到、深恶痛绝的腐败。因此，大大缩减预算中的所谓招待费，实行集体用餐的“AA制”，刻不容缓。从由此减少的支出中拿出一小部分，就可大大增加西部农村的“小餐桌”，而若干年后，我们将能看到其人力资本投资的巨大价值。(陈宪)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执行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