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打工子弟学校关停的大潮袭来，学校办学者也如同遭遇一场“海啸”。他们掏出多年的积蓄，甚至四处借债办学，如今一纸政令，几十万乃至几百万的投入无法收回。姑且不论办学者出于公益还是逐利目的，但他们确实投入了巨额资金。据记者调查，这些关停学校的办学者至今几乎没人拿到任何补偿。记者采访关停大户朝阳区、海淀区和大兴区，除大兴区称部分乡镇有一些补偿措施外，其余两区无实质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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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离京
“花了20余万元建造的学校，现在就值两万块。”
8月18日下午，几个收废品的男子把仅剩的桌椅板凳搬走了，“当初花了20余万元建造的学校，现在就值两万块。”海淀区绿园小学校长张晓虎叹了口气，办学16年，几易校址，现在“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1995年，张晓虎放弃在河北张北县一家小学任教的工作来到北京。在中国农业大学外墙，他建起了三间石棉瓦房校舍，最初的学生都是菜农的孩子。1999年，学校生源逐步扩大，张晓虎将校舍扩建成6间，然而4个月后，学校在没拿到任何赔偿的情况下遭到强拆。
此后，绿园小学又两易其址，“像流动帐篷一样，学校四处找安脚之地，每一次搬家损失都很大。”最后一次，张晓虎找到了树村南路的一家旧仓库，换黑板、换桌椅，继而装暖气，装空调，整改线路，几年下来，张晓虎投资了25万余元，其中18万元是借来的。学校条件好转，学生人数也增加到了800人，张晓虎似乎看到了希望。然而在关停大潮中，他的希望破灭了。
“学校关门了，我也负债累累。”张晓虎说，自己上有老下有小。他准备举家回到河北，告别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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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等待
“几次想找教委工作人员坐下来好好谈谈，但都没有机会。”
因房东催促，朝阳区将台乡希望之星学校8月25日通知家长停校，连日处理家当，3天后即腾空校舍，校长方德海也搬至通州居住。他不愿意多看学校一眼了，“十多年的青春、感情都付之东流，看着学校心里头难受”。
方德海办学至今，也投资上百万。去年学校从东坝乡搬至将台乡七棵树村，却只存在了一年半。
“变卖东西的钱加起来，还不到建校投资的零头”，方德海认为，投入了那么多，要求政府给关停学校一定的补偿是合理的。他说，自从发布取缔消息后，“几次想找教委工作人员坐下来好好谈谈，但都没有机会”，乡里此前承诺的“谁先搬家就给奖励”，到现在也杳无音讯了。
方德海说，朝阳区各个关停学校都还没听说过补偿。“听说海淀、大兴要给区内被关停学校一定补偿，大兴可能补偿20万”，方德海觉得有补偿才是合理的。
不过对于这一说法，记者致电大兴区委相关负责人，对方称没有听说过“大兴关停学校赔偿20万”的说法，具体情况需要询问区教委。大兴区教委一名负责人称，部分乡镇会有一些补偿措施，具体措施将于近日公布。
海淀区教委则称，关停打工子弟校是政府行为，教委不负责赔偿事宜，如学校被强拆，办学者应该找产权单位；海淀区海淀乡宣传科负责人称不清楚赔偿的事。
将台乡育才小学校长刘继贵说，办学也为生计，但建校十余年，至今无多积蓄，每有盈余就投在学校里，而今一纸令下，说关就关。
刘继贵说，因错过教委2005年审批的机会，学校始终未获资质，生存艰难，“工商、消防、卫生监督所等都来找理由罚钱，一罚就几万，哪里交得起”， 每每应对，刘继贵都说自己做的是公益事业，也确实交不出罚款，便不了了之。
8月29日下午，育才小学教室已基本腾空，但部分课桌椅仍整齐地叠放在空地上，并未全部变卖。刘继贵的妻子说，学校附近没有幼儿园，他们希望政府能给予一定补偿和资助，让他们继续开办学前班，招收未被纳入分流计划的学龄前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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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要说法
“总投资100多万，没个说法不能走。”
朝阳区金盏村的金盏驻京学校也在此次关停之列。投资办学者李清说，关停后一年损失就达16万之多，还没算上一年的经济收入。
“很突然，之前有传言要关，每年都传，但干了八年，仍没有关掉，没想到这次真的关了。”该校英语老师吴京说。
吴京并没有像其他老师一样，开始寻找新的工作。他在等着校长新的办学计划出台。按照李清校长的说法，这边不能轻易放弃，“我当时一次签订了20年的合同，房子还有11年到期，一年租金是58000元。”李清说，除了剩余的房租没人退外，当时租赁房子的时候就是一排破瓦片，他重新盖了新的校舍并装修，“总投资100多万，没个说法不能走”。
李清认为，现在得有人出来给他承诺补偿或者赔偿，但却“没人管没人要”。据其称，按损失来说，包括水电租金，现在一年损失16.8万元，另外,如果学校还正常开设,他一年经济收入有20多万元。这么大的损失，他希望有个说法。
海淀区东升乡红星小学的校长谢振清表示，她已委托律师，向拆了红星小学的海淀区小营大队和房东提起诉讼。
8月9日上午，红星小学被拆除。由于学校被夷为平地，学校里的过滤、暖气、桌椅等设备均遭到毁坏。“突然之间，全拆了，跟做梦似的。”
谢振清说，该校有1400余学生，教职工40人，当初自己花了50万元改造学校，现在血本无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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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虎难下
“虽然现在允许继续办学，谁知道半年或是一年后，会不会又让关停？”
相对被关停，大兴区西红门镇的四所学校是幸运的，在几经挣扎后得以“起死回生”，不过这些学校办学者仍然无一日不担忧。
西红门镇的育红学校，创办于1998年，校长桂芳平2008年接手。她称，去年该校按照有关部门要求加固校舍，并成为“规范保留校”。“新校舍才用了一年，就被取缔了”。
记者近日探访该校时发现，除了校舍为新建外，操场及路面都已经硬化，还盖有两间新厕所，教室走道里安装的摄像头还很新，各教室窗户外也安装了护网。
桂芳平说，新建校舍共花了200多万元，由房东和她出资而建，到现在还欠70多万元债务。她和房东签的合同是20年，按照原来计划，办学20年可以收回成本，还能赚些钱，“虽然现在允许继续办学，但谁知道半年或是一年后，会不会又让关停？”
在同一个镇的建新庄实验学校、田园小学和团河实验学校，也遭遇类似的“起死回生”，也处在同样的忧虑中，“如果到时候又关停，会给我们补偿吗？”
多数办学者认为，政府之所以临时又允许他们继续办学，主要是因为太多学生无法分流。一旦分流条件具备，他们还是面临被关停的命运。
“继续办学面临诸多阻碍，半途中止则将欠下大额的债务。”
建新庄实验学校原定今天开学。原本已有300多人报名，得知学校将被取缔，100多人到学校退学费。虽然最终学校得以保留，但由于家长收到转往其他学校可以减免300元学费的短信，报名的学生中又有退学的。该校上学期有1200名学生，校长罗亮现在每天食不知味，“心里没底，能招到700人就不错了。”
2006年，罗亮已经历了一次被取缔的危险。当年，大兴区关停了数量不少的打工子弟校，刚办学一年的建新庄实验学校在名单之上，“教委领导来看了之后，说办得不错，就被保留了。”
此后，罗亮每年都向相关部门提交申请，希望能够拿到正规的办学资质。虽然学校在2009年被评为“教学质量优胜学校”，但始终没有争得“名分”。罗亮后悔刚开始办学时没去办证，“当时只认准房子盖好了，能把我们怎么样呢？”
罗亮觉得自己“陷入了一种骑虎难下的困局，继续办学面临诸多阻碍，半途中止则除了虚耗多年人力财力精力的投入之外，还将欠下大额的债务。”
本版采写 本报记者 孙雪梅 (微博) 李岩 雷军 商西 文静 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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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关停学校
获得了补偿
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公益网站创办人张志强认为，政府靠行政命令关停打工子弟校，应该给予适当补偿。
首先，政府在没有任何提前告知的情况下关停，有违民办教育相关法规规定，侵害了民间办学的权利。中国目前法律是允许民间办学，在政府没有能力做到全民义务教育的时期，民办教育是国家义务教育的补充和分担。张志强称，打工子弟校存在多年，说明有巨大的市场需求，在义务教育难以普及的城乡接合部等地段，应鼓励民间资本注入办学。
对于目前政府的分流安置，张志强说，有的分流安置学校承载能力有限，于是开始违法搭建，比如大兴某学校，在原来的操场上搭建起彩钢板房接纳分流学生。“凭什么别的学校不能接着开，而政府委托办学的就可以违建呢？”张志强认为，政府显然没有做到公平。
对于政府关停部分学校，张志强并不是完全否定。但他认为，不应该由政府强制关停，而应该是在政府的监管下，让存在无序竞争的打工子弟学校合理地兼并。对这次大兴西红门镇四所学校的“起死回生”，张志强就表示，不赞同四所都继续办学，“应该在规划和监管下，将四所学校学生兼并到一所或者两所”。他指出，让民间学校自行兼并，被兼并的获得继续办学学校的补偿，“这么做还用不着政府来赔偿”。
张志强称，按照上海的经验，一些学校不可能配备足够大的操场、教室、厕所等设施，上海市政府将其关停时，都给予了相应补偿。北京应向上海学习。
从现实角度讲，张志强认为被关停学校的办学者很难拿到补偿，因为打工子弟学校本身主体不合格，即使起诉也难拿到补偿，“关键看政府愿意怎么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