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权择校】
共建生将以权择校制度化了，这个很危险
京华时报：报告里还提到共建生，这是北京小升初的一个特色？
杨东平：北京在小升初上有两个“创造”，一个是共建生、一个是占坑班，这都是外地所没有的。共建生将以权择校制度化了，这个很危险。所以这些问题必须把它揭露出来，让大家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不能都假装对它视而不见。比如上海，明年开始，高中的择校生全部取消。北京只提出“逐年减少”，但什么时候取消没有具体时间表，所以北京在这方面还是比较后进的。
当然，也有人会说，上海也有择校也有条子生。是有，我们也不能过于理想化，但大规模收取捐资助学费，这在外地是绝对没有的。就算有也是私下的，完全属于非法的，地下的，但北京是在地上的，完全是制度化、合法化的，这区别很大。
京华时报：教育部门一再强调，严禁将捐资助学与入学挂钩，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杨东平：你问问他们查处了几起，通报了几个？北京市要不撤10个重点校的校长，风气就扭转不过来。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在义务教育阶段，没有家长是为了做慈善给学校交钱，他们又不是李嘉诚、邵逸夫。而且，那些学校还缺钱吗？可他就开了这个口，说我这钱是捐资助学，而且还要家长填自愿交，这就特别恶劣。
【以优择校】
推优可操作性太强，助长了给老师送礼等不正之风
京华时报：近年来，北京针对缓解择校热也相继出台了一些措施。在您看来，这些措施起到效果了吗？
杨东平：我们的报告里对北京的小升初政策做了一个梳理回顾，基本评价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政策已渐渐地退缩，从义务教育法规定的“免费、免试、就近”逐步后退，演变为一种多元入学的格局。目前，各区县小升初的入学渠道有十四五种，但主要的渠道还是这几种：占坑班、推优生、特长生、共建生、条子生、电脑派位。除了电脑派位，其余都是以权择校、以钱择校、以优择校，而且这三种最重要的渠道都制度化、合法化了。
京华时报：推优您也不赞成？
杨东平：推优生的比例越大，其负面影响就越大。上世纪90年代末，北京市教委将保送生比例控制在2%左右，这是比较合理的。近年来，各区县相继扩大了推优比例，如西城区今年的推优比例已提到30%左右。以前在一个班里推选出一两个优秀学生是容易的，但比例扩大后，谁优谁不优如何评价？在调查中，一些校长反映，由于推优可操作性太强，助长了给老师送礼、在学生中拉选票等不正之风，扭曲了老师与家长的关系。
这一做法是人为地给学生贴标签，分等级，造成了对学生的歧视，不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
【路在何方】
教育部等国家机关要做出表率，率先取消与名校共建的制度
京华时报：报告中对治理北京小升初问题提出一些解决措施，核心内容是什么？
杨东平：我们提出“规范办学行为、调整小升初政策、缩小学校差距、改革办学体制、社会监督、教育问责”六管齐下的治理思路。应当说，这些内容几乎没有任何创新，都是国家和北京市的法律、法规、《规划纲要》等明文规定、明确宣示的，许多举措是其他省市早已实行的。
京华时报：这些措施是否也分一个轻重缓急？
杨东平：小升初政策调整是高利害度的，有的家长花了大量的钱。前几年北京关了一次占坑班，没半年又恢复了。因为它牵扯到很多家长和学生的利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有个调整和改变，如果认为是不合理的，必须改变，但这种改变是渐进的、人性化的、事先告知的。就像教育部公布取消奥赛加分一样，文件公布后过3年再实行。从起始年级开始执行，这比较公平。所以我们也提出一个路线图。
京华时报：什么样的路线图？
杨东平：我们提出三步走计划：第一步，2012年，实现取消赞助费和择校费；2013年，实现取消占坑班，还要调整划片、扩大就近入学，并且取消共建生、条子生和推优生；在2015年取消初中阶段的重点学校，实行示范性高中名额下放，实施教师流动制度以及学校合理布局均衡配置资源。
京华时报：要取消共建生似乎不那么容易。
杨东平：取消共建生和条子生的改革要害是限制权力，是北京市义务教育秩序整顿最为艰巨的任务。建议首先公开政府机关与名校共建的状况，逐渐减少名校招收共建生的比例，到2013年全部取消。教育部、发改委、财政部等国家机关要做出表率，率先取消与名校共建的制度。从现实出发，在条子生短时间内不可能彻底取消的情况下，可借鉴一些地方的做法，建立公正的程序，限制比例和数额，条子生需通过市、区教育局领导班子集体讨论决定。
【教育公平】
对于教育问题，大家缺的不是道德义愤，而是怎么解决
京华时报：报告发布后，你们提交给政府部门了吗？
杨东平：第二天就送给市教委了。
京华时报：有回应吗？
杨东平：没有。我们希望能跟教育主管部门坐下来沟通，面对面交流一些想法，但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人来找我们。下一步，我们计划去外省市召开一些学术性会议，组织经验交流，把外地实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措施带回来，提供给北京政府部门做决策参考。
京华时报：您一直致力于教育热点问题的研究，促使您一直做这些事的动力是什么？
杨东平：我从2000年开始做教育公平研究，这是我的一个主要研究领域。我现在逐渐意识到，教育公平不完全是一个理论问题，更重要的还是要推进它在现实中的改变，促进教育变革。我想这也是对陶行知先生说的“知行”关系的理解。就教育公平来讲，很大程度已不是“知”的问题，但“行”的问题就比较难了。改革的动力不足，各种各样的利益冲突，治理模式比较陈旧……需要在“行”的方面做一些工作。对于教育问题，大家缺乏的不是道德义愤，不是批判，而是怎么解决，如何去推进它，逐渐变为现实，比如你提出10件，哪怕只落实了一两件，也是作了点贡献。
本报记者 张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