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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的性道德观已经瓦解，而新的却迟迟未建立。在此背景下，中国性教育的价值导向还非常模糊，就已匆匆“赶路”。性安全、性生理教育则以最“简化”的方式，大行其道
“妈妈，老师在课堂上说，握手、拥抱和接吻都会得艾滋病，这是真的吗？”中央党校教授靳薇清楚地记得，大约3年前，还在上中学的女儿这样问她。
“在堪称全国教育资源最发达的北京中关村地区，中学竟没有开展性教育，就连基本的防艾知识也教错了。而另一方面，中国对艾滋病的防治宣传，没有从性教育这个角度入手，而是长期停留在推广避孕套的层面。”靳薇从2001年开始就在中央党校给全国厅级干部做防艾培训，当她应邀走进自己女儿所在的中学进行防艾教育时，开始对中国的性教育问题有了新的观察。
最近，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在调查研究后得出结论，在2001年～2010年间，中国已经完成了“性革命”。靳薇说，“可是，中国的性教育仍处于停滞状态。”
羞涩的官方语境
“通过男女的性生活，精子和卵子在女性输卵管相遇受精而结合成受精卵。”这是1996年北京出版的《青春期健康教育》(试用本)中的一句话，也是全书中唯一涉及性生殖内容的部分。就为了这一句话的表达，俞承谋当时字斟句酌了很久。
作为当时的北京第十一中学校医，俞承谋是这本教材的编撰者。1982年，北京市教育局与北京卫生防疫站合作，要开展中学生青春期教育试点，十一中被选为试点学校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关心过青少年性教育问题。周恩来早年在南开大学读书时，曾听过美国教授的一场性教育讲座，他受此触动，一直惦记着性教育的问题。在去世前，周恩来特意嘱咐他的医疗组组长吴阶平，一定要把中国的性教育搞起来。
由于文革的影响，周恩来的嘱托直到1980年代才有了回应，中国当代的性教育，也在那个时期蹒跚起步。1982年，吴阶平编译的《性医学》出版，成为性学的破冰之作。同年，北京第十一中学在初一年级增设“青春期教育”课，俞承谋正是两名任课老师之一。
“初一学生刚刚进入青春期，是进行教育的最好时机”，俞承谋解释说。然而，上课讲什么？俞承谋没有任何可参考的教材，只能根据教育局提供的大纲，结合相关生理卫生知识自己编写讲义。
在试点过程中，由俞承谋主要编写的这份70页厚的小册子被拿到很多学校试用——这一试用，就“试”到1996年，北京市教委决定以俞承谋等人的讲义为基础，编写中学生青春期教材。
早在1963年全国医学科学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就提出：“要在女孩子来月经之前，男孩子发生首次遗精之前，把科学的性卫生知识告诉他们。”
1988年，当时的国家教育委员会、卫生部和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在中学开展青春期教育。
官方对性教育的态度始终是羞涩的。“那个时候还不敢直接提性教育，青春期教育就成了性教育的代名词。”中国性学会秘书长、青少年性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徐震雷说，直到现在，尽管社会上已经开始直接称之为性教育，但在教育部所有的正式文件中，也依然没有“性教育”这个词，而只有“青春期教育”。
教育部有关性教育的最新规定，是2008年的《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从文件名称就可看出，性教育被包含在健康教育之中。
徐震雷解释说，国外的性教育要更加多元化，如有以人权为基础的性教育，有以性别意识为基础的性教育，但至今为止，中国的性教育，都是以健康为导向。这是中国性教育的一大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