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艾，性教育的推手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性教育的内涵开始变迁：随着艾滋病在全球快速蔓延并进入中国，对艾滋病的预防逐渐成了性教育的重要目标。防艾，既是性教育的目标，也是性教育的推手。
1990年8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艾滋病预防和控制中期规划》( 1990～1992)指出，青年人是人口中性活跃的人群，需要进行特别教育。
这是政府首次对青少年的防艾教育做出规定。此后，教育部与计生委多次发布各种文件，要求对青少年进行防艾教育。
七年前，一则清华、北大拒绝公开发放安全套的新闻曾占据了北京各大报的大幅版面。当时就有人质疑，推广安全套就等于防艾吗？
对此，靳薇则简单地总结为：中国现在的防艾教育，实际上就是安全套教育。熟知各地防艾宣教情况的她介绍说，针对性工作者与同性恋人群，地方CDC(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都有“高干队”，即“高危行为(或人群)干预队”来负责防艾宣传。而他们的工作就是办培训班、贴宣传画、发宣传册、摆放安全套、搞有奖问答等，这些内容都是围绕着推广安全套的。
至于对大学生、青少年的艾滋病干预，依旧是这些套路。靳薇解释说，与前者相比，对青少年的防艾教育比较欠缺，主要依托于各类项目。通常是在全球基金、福特基金会、盖茨基金会等国外NGO的赞助下，与学校的团委、学生会或者同性恋组织合作。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相关人员的专业精神和敬业精神不够，工作方式简单化，有些机构甚至拿安全套的发放作为考核的指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伦理委员会主任王若涛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安全套教育要有针对性地对待不同的群体。学校教育与对社会其他群体的教育显然应该不一样。比如，对初中生讲怎么用安全套，我觉得不是必须的。而对性工作者、对流动人口则需要进行这方面的教育”。
云南省CDC性艾中心主任贾曼红透露，学校防艾教育的经费比较少，更多时候，还要看学校愿不愿意合作，或者有没有项目支持。
云南一位长期从事防艾工作的退休官员表示，推广安全套成为防艾教育的主流，是现实的选择。“推广安全套，好统计，好监测，便于操作，是低投入高收益；而进行性教育，看不见摸不着，做起来也比较难，是高投入低收益。”
另一方面，有专家认为，安全套的“安全”作用有被夸大的嫌疑。中国性学会原副理事长朱琪透露说，上世纪90年代，计生委专门开过一次专家会议，决定在防艾宣传中，将避孕套改成安全套，以便人们更容易理解和接受。但实际上这是一个误区。他指出，避孕套对艾滋病的预防成功率并不是100%，因此，“安全套”的叫法会让人产生“虚假的安全感”。以使用安全套为导向的艾滋病预防宣传，甚至反而可能促进他们的性萌动。朱琪认为，只有对青少年进行以“贞洁观”为主的性道德教育，才是预防艾滋病的根本。
尽管争议不断，中国越来越多的大学校园都接纳了安全套自动售卖机，而在课堂上教学生们使用安全套，也司空见惯。但问题接踵而来，安全套教育要不要进中学？
对这个问题，徐震雷持保守态度，国外一些组织根据他们已有的经验，希望在中国的中学里也开展安全套教育。但在他看来，这样做为时过早。
“外国人为说服我们，用了很多调查数据。比如他们说，通过安全套教育，学生的性行为发生率与艾滋病感染率都没有增加。但我们发现，这些结论的前提，是他们的学生性行为发生率已经高达80%了。而中国中学生的这一数字，估计只有10%～15%左右。如果推行安全套教育，反而可能起到教唆作用。”
徐震雷说，与西方不同，在中学阶段，中国性教育的主流仍是减少学生的性行为发生率。
“一提到安全套，老师就紧张得不得了，这实际上是一种鸵鸟政策。”靳薇则旗帜鲜明地认为，有必要在中学时期就进行包括使用安全套在内的性安全教育。她以亲身经历来举例：她的女儿在上中学时，同学们都普遍交异性朋友，女儿也有一个男朋友。可女儿所在的学校并未进行任何这方面的教育，于是，她就自己教女儿如何使用安全套。
在安全套教育的问题上，不同的观点基于他们对目前中国青少年性启蒙状态的不同认知。俞承谋认为，每一所学校开展性教育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调查本校学生的性认知程度与性行为发生状况，以此来开展有针对性的性教育。不然，性教育就会无的放矢，甚至起反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