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解析中国性教育现状:性道德观难立、方式简化(3)

　　谁来承受性教育之重

　　尽管俞承谋在1982年就点燃了性教育的“星星之火”，但30年过去了，这一领域并未形成“燎原”之势。至今，在全国范围内，性教育仍是个别地方、个别学校、个别教师的小打小闹，大多数学校仍处于“能不做就不做”的状态。

　　“学校的青春期教育，很大程度上都依赖校领导的支持。如果领导觉得这件事不重要，那就很难开展。”俞承谋认为，当时北京十一中的青春期教育之所以有声有色，要得益于校方的支持。

　　这其实反证了另外一个问题，校园的性教育并未得到制度层面的保障。

　　在防艾教育的问题上，靳薇认为，国家将所有的“宝”都押在疾控部门身上，这是根本策略的失误。“只进行以安全套使用为主的性教育，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安全，这等于把人还原到动物层面。” 但对青少年进行性教育，是卫生、疾控部门不能承受之重。

　　据统计，近年来中国青少年感染艾滋病的比率上升很快，并且主要感染途径已经由母婴传播变成性传播。因此，国家CDC性艾中心主任吴尊友认为，性教育是青少年防艾教育的基础。他坦承这一部分工作确实薄弱，但也认为，“性艾中心的首要职责，还是对艾滋病的控制与预防，青少年的性教育更多地应由教育部门承担。

　　所有矛头，最终都指向教育主管部门。

　　中国的性教育牵涉到三大部门：教育部、卫生部和计生委。教育部负责校园性教育的组织与开展，具体由体卫司来管。卫生部主要是为教育部的工作提供技术支持，教育部体卫司的专家基本都来源于卫生部。而计生委是从控制人口数量与提高人口质量出发，做节育、避孕等方面的宣传教育工作。

　　但有趣的是，到目前为止，唯一将性教育问题写进法律的，并不是教育部，而是计生委。200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指出，“学校应当在学生中，以符合受教育者特征的适当方式，有计划地开展生理卫生教育、青春期教育或者性健康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