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教育的理论困境
靳薇曾经看过一位日本性教育家教幼儿园小朋友做“人体拼图”的游戏。教师先在黑板上挂出男人与女人的轮廓图，再把包括生殖器在内的单个器官的图交给小朋友们，让他们对照着将黑板上的人体轮廓填满。
这个游戏的目的，是让小孩意识到，生殖器就像人的手和脚一样，是身体的一部分。靳薇当时很受启发，开始意识到，性教育应当从幼儿园就开始。“性教育开始得早，大人就不容易尴尬，让孩子对性脱敏也容易。”
但当北京3岁女童派派的母亲听说幼儿园将开始性教育时，却态度犹疑。“派派至今还没有问过她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如果她问了，我们会从爸爸妈妈相爱这个角度来回答。否则，你跟她说什么精子、卵子，她也听不懂啊！”派派妈曾经看过德国的幼儿性教育读物，她认为，那样直白的内容，并不适合中国的孩子。
在朱琪看来，让孩子对性脱敏，恰恰是不妥当的。他以20年前流行的一本讲述前苏联训练“性间谍”的读物《燕子与乌鸦》为例：克格勃采用让男女一起洗澡、互相观看对方身体等各种手段，让受训者对性脱敏，去除羞耻感。“这样做的后果，就是使那些人把做爱看成一项纯生理活动，他们可以毫无感情地与任何人发生性关系。”
“如果没有‘性害羞’，我们中学生性行为的发生率要比现在高得多，艾滋病感染率要比现在高得多。”徐震雷也这样认为。他表示，“性害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根深蒂固的，但在西方国家的性教育过程中，慢慢把“害羞”去除掉了。在中国的性教育中，这种“害羞感”的保留非常重要，比如在小学教育中，说到“性交”，应当以婉转的方式表达出来。
“这个人一生换了很多性伴侣，他也不一定就是坏的，不能够绝对地说所有有过一夜情的人都道德沦丧。”
这句话来自性社会学家李银河2003年发表在《精品购物指南》上的一篇文章，其主题是：为“一夜情”正名。首都师范大学从事性伦理学研究的教授安云凤听说了这则新闻后，就赶紧去买了这份报纸，报亭的人对她说：这期报纸特别好卖，早就卖光了！
李银河的这篇文章在当时引起轰动，其中也招致不同的意见。作为中国伦理学会理事的安云凤，针对此文写了《对“一夜情”的伦理透析》一文，由此掀起与李银河的“论战”。
安云凤还记得，20多年前改革开放伊始，国外各种思潮猛烈冲击了人们长久以来封闭的思想。弗洛伊德的泛性论与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在大学生中盛行一时。在此过程中，旧的性道德观已经瓦解，而新的却迟迟未建立。安云凤认为，性道德建立在性生理、性心理、性伦理与性法律四者皆已完备的基础之上。目前国内对于性伦理道德的研究却寥寥无几。实际上在中国，有关性的研究尚未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而国内的性学专家和性教育工作者，其专业背景也是五花八门：有学生物的，有搞心理的，还有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光是医学领域从事性学研究的，就涉及皮肤科、泌尿科、妇产科、心理科和整形科等多个学科。
相比之下，国外自弗洛伊德以降，金赛、福柯，无论哪一家性学学派，无不有着深厚的学术根基。
在性学研究尚且薄弱的大背景下，性教育的价值导向更显模糊。他坦承，建立本土化的性价值观体系，需要吸收中国的传统文化，也需要深厚的文化根基，但这一过程，将会非常难，是个漫长的过程。
“当青春期的问题困扰时，我们开展青春期教育；当艾滋病来临时，我们开展艾滋病预防教育和性健康教育；当少女怀孕、人流等问题出现时，我们开展生殖健康教育；当觉得青少年没有能力应对恋爱与性时，我们开展生活技能教育；当觉得性是一种爱时，我们开展爱的教育……”这是徐震雷所描述的中国性教育的现状。(记者 钱炜 实习生陈希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