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识五线谱，也没有音乐细胞，只能花8块钱买一张儿童音乐CD，放在别人捐赠的DVD机里，给学生欣赏。他没法和孩子们一起上体育课，就让曾经教过的大孩子从镇里小学学广播体操，教给体育课代表。有时，他帮孩子们摇大绳，这是他唯一可以驾驭的体育运动。
镇里孩子们有的，只要可能，郭省也不想让自己的学生落下。于是，这所只有11个学生的学校，有了升旗手、护旗手、体育委员、学习委员、纪律委员、音乐委员……腿脚不利索的他，还带着学生们去村边的小溪“秋游”。这场没有大巴车、没有零食，不花钱的短途旅行，对于郭省来说却是一次长途跋涉，他走了一个小时才到达目的地。孩子们一边埋怨他走得“太慢”，一边和他聊着天。还有人从树林里钻出来，脱下上衣装了满满一兜蘑菇，作为教师节的礼物送给他。
“跟孩子们在一起，他们就是我的双腿、双手。”郭省说。
生活中，他也向往爱情。他曾和一个从没见过面的女孩通信三年，两人之间有说不完的话，每次都是厚厚一叠信纸，总得往信封上多贴一张邮票才行。但每月工资90元的郭省最终放弃了这段感情，“我连给她买双靴子都买不起”。
这个自称“没有资格动心”的老师，认为只有跟孩子在一起时，内心才最安宁。
然而，从1999年开始，这种安宁被打破了。清退代课教师的传闻开始在山村里传播开来。在他身边，已经有几位老师陆续离开。一位常年挣90元的代课教师，走下讲台，去山上放羊了。
郭省害怕了，他拄着拐找到县政府，可一连三天，门卫都告诉他：“领导在外面开会，不在。”他没钱再住旅店，只好走了。
回到山村，村小也快办不下去了。这时，西水泉村只剩下3个适龄学生，郭省只能带着他们并入岔道村村小。
他最初教出的那批学生，大多已经工作，离开了家。曾在他课堂上对着干的男孩，只要在县城里碰到他就往他手里塞烟，“都是4块钱以上的好烟”。还有个外出打工的男孩回家后，买了鸡骨头和豆腐，硬拉他到家里吃饭。男孩开了一瓶啤酒，给从不喝酒的郭省倒了一杯，表示感谢。
这些温情让郭省在等待中找到了一丝属于老师的尊严与慰藉。然而，2005年起，清退代课教师的消息再次传来。郭省这次真的慌了，他又去县城找领导。在县教育局一位姓孙的股长那里，他终于看到了红头文件，“没戏了，肯定没戏了”，他嘟囔着。
但他最终还是忐忑地拄着双拐，出现在教育局局长办公室外。他不想放过任何一丝机会，他还不死心。
接待他的是前任教育局局长葛祥。“葛局，文件我已经看到了。虽然我只挣90块钱，但我有这90块钱，就有碗糊糊喝，不至于饿死。”他的表情和音调里已经有了一种习惯性的谦卑。恳切的一番话，把局长打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