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成就带来的利益超过学术本身
对国内科学界的关注中，鲁白观察到一些让人担忧的现象。
近年来，在一些国际著名的科学杂志上，有越来越多的来自国内科学界的论文，这说明中国科学在进步。但也不难看到有些作者不惜一切代价来迎合评审者提出的要求，以至文章中会出现一些不合理或与主体无太大关系的段落或图片。更有些作者编造篡改数据，弄虚作假，以求评审过关。少数甚至被揭露出来，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科学家的形象。
鲁白感叹，这一切，正是一些科学家为了追求论文的影响因子的结果，“你要什么数据我就给什么数据，做科学哪能这样啊！”
“科学研究成了简单的数数，数有多少《科学》、《自然》的文章，数论文的影响因子是多少，这样的文化太过急功近利”。鲁白一针见血地指出，“不少人追求的不是科学论文，而是论文所带来的利益。”
“科学是一项崇高的事业，既可以满足个人的好奇心和对发现的兴趣，也能对社会做出贡献，给人民带来福祉。”但鲁白发现，现在国内是越来越多地将科学发现与金钱、地位、利益挂钩。
国内外的对比如此强烈：“当上院士，就会有大房子，有车，享受很多特殊待遇，还常常有官衔相随，院士常常会坐到大会主席台上；而在国外，院士该排队的还是要排队，学术会议上根本就没有主席台一说，听人宣讲时，无论多大牌的科学家都是规规矩矩坐在台下。即使得了诺贝尔奖，也不见得有这样的待遇。”
与国内科学家的接触中，鲁白逐渐在熟悉一种“新思维”：往往聊上几句，对方马上就会脱口而出这篇文章的影响因子是几点几分，与之挂钩的正是不少单位发表论文有多高的影响因子就能够带来多大的奖项和利益；而在一些世界著名的学府，大家关心的是做出了哪些重要的发现，没有人专门去数数有多少位院士，这些也同样为这种“新思维”所津津乐道。
鲁白分析，其背后正是很多科学家关心学术成就带来的利益超越了学术本身，“这样的人评院士，争取的未必是学术的认同，而是背后的房子、车子、位子。他们根本没想过国家和民族的需要，或者一项科学发现是不是非常有趣。”
一个最可怕的结果就是，科学家如果只想出文章，为了保证“成果”不断出现，就不会探寻科学的本源——去冒险、去走别人没走过的路。
师从过诺贝尔奖得主，和不少国际科学大师共事过，鲁白从他们身上总结了一点，“追求新奇是科学家的一个基本特质”。
鲁白就此开出“药方”：“学术成就应该与利益分开，让科学家把学术认可本身当成最大的奖励。”
有些研究投钱太多反而害了科学家
当年屠呦呦、张亭栋是在艰苦的条件下取得了巨大成就，如今科研投入越来越多，却鲜有世界性的成果，如何反思这一现象？
鲁白认为，投钱多、实验室大不一定是好事，“有些工作需要花很多钱，但有些研究项目投钱太多，反而害了科学家。”
事实上，不少科学家也曾反映，反而是在手头紧张时能够全身心放在研究的突破上；而手中一旦拿到一大笔钱，就得想很多题目来做，分散了精力；同时，如何分钱、如何平衡各方利益，做到公平、不得罪人也成了始终悬着的心病。
让鲁白难以想象的是，近年来国内一些实验室日益庞大，“不少实验室超过了20多人，很多是没有什么经验的学生。即使是一个很有经验的科学领导者，也很难指导这么多人。最终实验室的科研人员成了流水线上的员工，没有创造性思维可言。”
鲁白介绍，一些世界顶尖的研究所会有规定，一个助理教授只能带3个人，一个正教授也规定一般不超过6个人，“这就是鼓励大家去把自己最好的东西做出来，而不是横跨很多领域”。
在鲁白自己的实验室，一般都是保持5个人的规模，最多时也只有10个人，而且大多数人已有一定经验，并形成了梯队。
鲁白就此呼吁，对于科学研究的评价，应该回归到一个常识，“不是做的东西多就是重要的”。
鲁白介绍，令人称羡的是，世界上很多取得巨大成就的实验室一般都不大，一个经典的案例就是位于剑桥的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MRC)分子生物学实验室，上世纪80年代初，固定研究人员只有69人，获诺贝尔奖却高达8人次，是全世界生物学实验室中获得诺贝尔奖密度最高的。
在这家实验室，领导者有着这样的核心思想，“物色真正有原创思想的人，然后造成一种环境，使原创思想得以萌发而导致科学的突破”。（记者 雷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