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自主招生政策仅能治标

　　10月28日，中国人民大学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了该校的自主招生政策，其中“被推荐的考生原则上要求平时成绩排名为所在中学的前10%，且家庭中三代之内无大学生的农村户籍学生”规定引争议。(10月30日《广州日报》)

　　有人说，中国人民大学这个规定是重新走入了身份年代，我倒觉得没那么严重。能够将规定上升到个人家庭身上，只是说明我们在平衡教育不公问题上，已经有些黔驴技穷了，只能用身份来框定生源范围，这其实更是一种悲哀。

　　之前有调查显示，中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不断滑落。北京大学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从三成落至一成，而中国农业大学农村新生也不足三成。农村生源逐渐减少的原因很多，但最容易引起共鸣的原因，是教育不均衡而制造出的教育不公，导致农村生源从起步就开始落后。从这个角度说，中国人大此举给农村学生增加走进重点高校的机会，像是一种弥补。

　　问题是即便是弥补，也是一种典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弥补。农村生源为什么越来越少？看看下面一组数据：2010年，北京大学调整在北京的招录指标后，北大文理科每万名考生录取指标在北京高达45.4人，为全国平均值1.55人的近30倍。假定其他省份录取人数基本不变，那么，北京考生进北大的机会是机会最低的广东考生的93倍，是广西、河北、安徽考生的67倍，分别是“高考大省”河南、山东考生的55和50倍。

　　之前，在大学生中流传一段北京考生与福建考生之间的对话很说明问题：说一个北京重点中学的考生与福建某重点中学的考生聊天，北京学生炫耀：我们班有六成的同学考进了北大、清华。福建学生回应：按北京的录取标准，我们全校都应该进北大、清华。人大如果真想给农村生源机会，最彻底的办法是打破这些不公，让所有学生都能够公平与公开地去竞争有限的重点大学的入学资格，而不是搞行政划拨指标，不偏不倚。

　　面对农村生源减少根源问题，人大还是选择了逃避，他们不去研究招考上的公平与公正问题，而是选择另辟蹊径，试图用补偿方式增加农村生源比例,而如果我们的教育选拔优秀人才不是靠成绩而是靠指标调剂，岂不是可怜，可叹乎？ (傅万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