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现实的问题是，为什么要“混”学生会？
采访中，记者发现，尽管最初大部分人参加学生会的目的只是为了“锻炼自己”，但在潜意识中，通过学生会工作获得保研或者增加就业筹码，似乎才是部分学生会干部们走下去的真正动力。
“学校没有明确的规定，说学生会主席就一定可以保研，但大家会看嘛，往届的主席几乎都获得了保研名额，这几乎就是公开的潜规则。”一位大三的学生会部长告诉记者，“混学生会，有时候与能力有关，但更多时候也与个人的性格、交际能力甚至家世背景有关。一些长相甜美的女生，尤其能够得到更多的机会。”
在校学生会公关部工作的大二女生李婉告诉记者，公关部的主要工作是拉赞助。“上个学年，我觉得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是，自己拉到了一笔3000元餐劵的赞助。”李婉为此很是高兴了一阵子。
这样的成绩在刘若看来，“对一些有家世背景的同学来说，简直就是小菜一碟”。她告诉记者，本系有不少同学的家庭背景好，他们依赖父母的社会关系随便拉个万把块钱的赞助，很快便能够在众多普通家庭出身的学生中凸显出来。
符铭为是否还要在学生会这条路上走下去苦恼着，“学生会工作占据了我很多时间，一方面它的确教会了我一些为人处世的方式方法，另一方面，又担心是否一定能够实现保研的目的。”
学生会工作的另一个好处是，在争取奖学金时，学生会有独立推荐资格。也就是说，大多数学生需要通过成绩排名来获取奖学金，而在学生会中工作的学生每年有稳定的名额可以直接获取奖学金。
“是否获得过奖学金与未来能否保研也有一定关系。”一位大三的学生告诉记者，保研主要考察学生的三方面能力：成绩、科研论文以及社会工作。“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连环套，比如成绩不一定看总分，而要看你的专业分和选修分；科研论文就要参加学校的各种大赛；社会工作就主要指学生会工作。三年下来，我才基本上搞明白这套规则，很多时候，会觉得相当疲惫。”
学生会里学到“成熟”？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陈伟在博文中写道，“学生会本应是学生自治组织，现在却成了‘被治’组织，完全接受团委的领导或指导，从财政、学生干部任免各个方面被完全控制，由此产生了诸多问题：学生干部的产生不透明、官僚作风盛行、不为学生谋利、学生干部可以享受如保送研究生、评奖学金、参加对外交流活动等各方面优惠。”
在采访中，人大的不少学生坦言，“感觉没有陈老师说得那么严重，但那些问题的确多多少少地存在着。”
也有学生表示，在学生会里，“自己的确学到了不少”。
符铭对此感触很深。他举例说，自己是三个大课的课代表。老师之所以不约而同地选中他，只是因为他更会处理师生关系。“一个是老师问，谁愿意买他的书作为教材，当时全班只有我一个人举手了；还有一个是老师下课后说，如果有人想要课件，可以给他发邮件，全班也只有我一个人下课后马上给老师发了邮件。”符铭为自己的这种成熟辩解说，“我都是真心的，但老师也需要学生的呼应嘛。”
同样，从学生会上下级之间相处中学习到的“不能童言无忌”、“谨慎的人际交往规则”，让符铭在日常学习中处理和同学的关系时，格外小心。他会早到教室半小时，随时准备帮助有需要的同学复制各种学习资料，在和同学交谈时，会关注是否平视对方等细节。
在听到符铭的学生会工作领悟之后，上世纪80年代就读于清华大学的陈晓感慨道：“我们那个时代的大学和学生会，真的没有这么复杂，大家一起谈理想，写诗，切磋专业知识，大学真的就是象牙塔。”
而针对学生会的半官僚化问题，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新教育改革发起人朱永新说，什么样的大学造就什么样的大学学生会。大学本来应该是一个相对民主、自由、宽松、自治的机构，这样一个机构才能保证大学成为一个自由思想的发源地，应该淡化大学的行政色彩。
学生会里，究竟学到了什么？每一个参加过以及仍在参加着的大学生心里，都有一本账。本报记者 李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