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改变他们的想法，但是他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在这艘被称为“和平之船”的游轮上，每天都有各种活动、讲座、课堂，而且还有学历证书。航海期间还有英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课程，分初级、中级和高级。而在游轮每次靠港之后，当地大学生和专家志愿者都会上船讲解有关这一地区的各种知识。
孙乐天一直想学日语，但他拿不定主意——“我将来要是用不上，岂不是白学了？”
在海上课堂开启后，孙乐天与一位日本老人“结了对子”。在要不要学的问题上，这个日本老人和中国学生有不同的理解。
“在中文课上，绝大多数都是退休的老年人。汉语的发音对他们来说很难，但是他们从基本的问候语开始，也学会了一些。到了后期，他们也能用汉语跟我打招呼了。最令我感动的是，有一位患过脑血栓的年过古稀的爷爷，每次拄着拐杖坚持去上课，并且把课堂内容都用手机录下来。”
孙乐天说，他看到这个老人学习中文后，就不再想日语是不是白学的问题，而是先要坚持学下来。
“和平之船”上的大多数船客都是日本人，一路下来，六名中国学生对日本人有了更多了解。“日本人严谨、谦让，遇到困难会抱团想办法，你贡献一点，他贡献一点，如果确定一个人当领导以后，其他人就会无条件地服从。”曹诗嘉说。
而作为这次环航的中方联络人，王莹有着20年的国际旅游团管理经验。她觉得，中国孩子所欠缺的，不仅仅是这些。
“欧美的学生，他们毕业前一年的时间都在搞社会实践。有些学生也想登船学习，他们就自己在寒暑假打工赚钱，向银行贷款，再向父母借一点钱，才能买得起一张部分航程的船票。等他们上了船，就会忙碌起来，做各种实验，数据采集，分析，开会。”
最令王莹印象深刻的，就是欧美学生的主动学习精神。在每一个停靠岸边的有限时间里，这些欧美学生会骑上自行车钻入密林采集标本，但是中国学生即使呆在船上，也很少主动制造“活动”。
“人一辈子有几次环球旅行啊，假如22个国家的人文、地理，你都有所记录，会是多大一笔财富。比如约旦的亚卡巴港，港口建设在沙土上，这是怎么建设的，是不是可以去问问？回国后至少一篇论文都出来了。但是实际情况是，我觉得我们的学生没有这个想法。”王莹惋惜地说。
在这次航行结束以后，欧阳霞询问学生们在给师生们的报告中都有什么想说的。一位叫潘国锋的同学只记录了环球航行中每天涨潮、退潮，日出和日落的时间，但这并没有引起注意。但王莹觉得，这是难得的环球航行的航海资料，甚至国内都没有过这方面的第一手记录。
最近，学校里的各种考试又在临近，六名学生开始担心，他们所学的日语、法语、阿拉伯语会渐渐淡忘，而航海中因每天进行的绘画、音乐、舞蹈、诗歌、宗教讨论等而变得灵活起来的头脑也会重新僵化。
“每个人都焦头烂额，每个人都很抱怨，有些老师就和我们讲，你们不用思考太多东西，以后找个好工作就行了。”胡静一回来之后，对老师的这种说辞越发感到可怕。而孙乐天也担心，用不了多久，自己也会与周围的同学一样，对什么都“没兴趣”。
“我想改变他们的想法，但是他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