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华时报：为什么反对？储朝晖：我做了28年的乡村调查，调查过程中，很多乡村都是我用两条腿走过来的，对这个概念非常清晰。如果仅仅发展乡镇中心幼儿园，只有很少的孩子能享受到便利，其他的孩子有可能要跑几十里地，路上的交通风险很大。因为距离条件不一样，导致你享受公共幼儿教育的机会不一样，这不公平。
京华时报：操作“免费午餐”公益项目过程中，你走过很多贫困地区的学校，对于学校布点的调整，你是什么看法？
邓飞：集中办学是大势所趋，通过改变目前学校布点来解决校车问题我坚决反对。不可能回到之前，去分布很多教学点。这样会造成教育质量的下降，浪费资源。我们要做的是现有集中布点的情况下加强配套。比如我们的食堂、我们的校车。不能够因噎废食。
京华时报：有人说校车问题究其根本是教育投入不足的问题，你认同这个观点吗？
储朝晖：根本的问题不是钱，是公平。如果机会不均等，肯定是弱势群体容易受到损伤。钱只是外在的表现。就好像一根绳子有几股，这几股当中有一股可能变得越来越紧，用力时它会最先断掉。我们这个社会有钱跟没钱，有权跟没权，农村与城市，西部与东部的差距都很大。从这个角度来说校车安全本身远远不是一个交通问题，而是整个弱势群体的生命安全不能够得到保障。在一个机会均等的社会中生活，危险性会大大降低。
【求解】
“查”“罚”同时还要“帮”
京华时报：从政策层面来讲，你认为解决校车问题亟待改变的是什么？
储朝晖：应该依据乡镇的人口分布、交通条件、自然的地理状况布点学校。有的地方比较特殊，比如有一条大河，不能仅仅在河的一边办一个幼儿园。有的可能隔了一座大山，你不能因为直接的距离很近，就说山这边建一个，山那边不建。
京华时报：学校布点的调整，很多地区已经在实行了，现在说这个是不是有点晚？
储朝晖：学校布点调整有的地方已经做完，有些地方正在开始做，有的地方还没有完全做，在这个过程中大家要更加冷静，至少在这个过程中增加一个环节：在布点调整过程中，起码要征求当地民众的意见。同意你就调，不同意就不要简单地拆。
京华时报：事故发生后，有人将批评的矛头指向学生家长，认为家长的监护责任有待加强，对此你怎么看？
储朝晖：这些孩子的家长是不是就不想自己孩子安全了？不是！这些农民工子弟以及留守儿童的父母很牵挂自己的孩子，但以他们现有的收入情况和能力，在现有社会分配体制下，他们没有能力为孩子提供更好的条件，去保障自己孩子的安全。在这样的现状下，政府应该承担起应有的责任。
京华时报：事故发生后，我们听到了熟悉的“查”和“罚”，你怎么看这种处理方式？
储朝晖：撤职，这种处理方式太简单，从因果关系来说，这几个领导人肯定有责任，但远远不只是这几个领导人有责任，当初做出这个布点调整的决策人肯定也有责任。我们现在强调要大力发展乡镇中心幼儿园的政策是怎么制定的，这也有责任。查处责任是必要的，但并非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要预防以后再发生这样的情况。
京华时报：除了“查”和“罚”，有关部门还应该做些什么？
储朝晖：在“查”与“罚”的同时，政府还要“帮”，要帮助人们解决这些问题。刚才说了，如果孩子就住在乡镇所在地，可能就不需要校车，但政府把幼儿园办在乡镇中心，很偏远的地方就要走上好几十里去上幼儿园，这个责任谁负？不能怪家长住在很偏僻的地方，所以政府要么承担交通安全的责任，要么把幼儿园办得更近一点。现在我们解决问题应该在“帮”上下更大的工夫。
胡益华：校车事故有三个必须由立法解决的问题：一是建立一个非常详细和可具有操作性的追责制度，注意，追责不等于简单地把领导撤掉。二是惩罚制度，包括对幼儿园、对政府等。三是救济制度。另外，国家13亿人口到现在没有专门的一部法律规定人身损害赔偿，只有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个司法解释，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想清楚政府赔的这笔钱，数据是怎么出来的。而追惩的缺失让我们看到很多人每天在做违反现有规章制度的事，但不需要付出任何的成本和代价。
京华时报：在校车事故发生之后，很多民间公益机构都在积极地想办法，在“免费午餐”项目积累了经验之后，会不会考虑校车项目？
邓飞：我们非常愿意为政府部门的民生工程做探索。我们也愿意做实验的小白鼠和小分队。因为我们的规模小，发现问题好调头、好纠错。现在我们首先需要集结民间的智慧，拿出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联系教育界、企业界、媒体共同推动。因为各地情况不同，我们只有弄清楚当地的道路以及各方面状况，需要什么样的帮助，才能向企业提出请求。我们考虑分出一部分精力来研究校车安全的问题，联合其他的助学的团队，考虑另建一个团队来协助有关政府部门从事校车安全工作。但是这个项目比“免费午餐”更难，因为涉及到安全运营和责任认定。不仅仅是车，还需要一整套配套的体系。(张然 插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