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哈佛、耶鲁等著名大学公开课掀起热潮,网友如同追逐美剧一样追看《幸福》与《公正》;2011年11月,“中国大学公开课”正式上线,首批推出的20门公开课,开始与国外公开课“叫板”。
不过,推出不到一个月时间的中国公开课,已开始承受网友的质疑。教学内容不完整,部分课程过于严肃……诸多问题显示,想要教好一门“公开课”,中国的高教管理者仍有很多课要学。
中国公开课如何出炉?公开课的未来路在何方?本报记者专访了参与公开课制作的清华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大学生心理健康》授课教师樊富珉和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教授、《从爱因斯坦到霍金的宇宙》授课教师赵峥。
国人接触公开课,多数是通过几张网友转载的视频截图。一个面容瘦削的老者,盘腿坐在一张讲台上,双手展开在空中挥舞,不知在说着什么,他叫Shelly Kagan(薛立·卡刚), 耶鲁大学著名教授,所教授的课程名为《哲学:死亡》,是国内字幕组自发引进的第一批公开课之一。
也正是这种不拘一格的讲课方式,打破了国人对于大学课程的印象,“瞧瞧外国的教授怎么上课”,成了许多人观看公开课的理由。而在《公正》、《幸福》等大批明星公开课进入国内后不久,就有呼声推出“国产公开课”,毕竟对于中国老百姓而言,早有“百家讲坛”式的系列讲座在先,但完完整整地在网络学完一门名牌大学课程,还是从未有过的体验。
[选课]
“公开课不是向外国靠拢,而是向学习的规律靠拢”
新闻观点:为什么会选择这门课当做公开课?
樊富珉:今年5月份,我们接到通知,说教育部要搞这个公开课,其实不只是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几门,清华大学还准备了好几门课。
我觉得大学不仅仅是个学知识的地方,也是人格成长的地方。我们的学生常年处在高考的压力下,对自我的觉察、自我的发展,认识自我、认识他人这些方面,都没有获得他们这个年龄应有的教育,所以到了大学,我的课就成了最受学生欢迎的课之一。因为这是紧贴大学生、可以促进其成长的一门课,能解决大学生的一些实际困扰,并教给他们一些积极成长的方法和态度。就在公开课录制不久,我们也接到通知,未来这个课将要成为大学的必修课。
赵峥:我这门课本来就是本校的公选课,讲得时间久了,也有学生跨校来听的,多的时候会有二三百人。原本的篇幅是每次三个小时,要讲十次。今年5月,教育部提出来要搞这个事,他们说要符合网民的习惯,每一课要简短,三四十分钟的样子,所以我们就挑这门课其中的一部分,连录了三讲,现在就是这三讲陆续地发布到了网上。
我觉得公开课这个事情挺好的,因为各个学校里,都有大家觉得比较好的课程,公开课可以让所有人看到这些课。其实广大群众对天文、对相对论还是有点好奇心的,但通常缺少一个学习途径。公开课就要让老百姓能听得懂,能产生兴趣,达到普及科学知识的目的。所以学校选择了这门科普性质的课程,我自信我的课还是有一定的特点,能激发同学的创新能力和兴趣。
新闻观点:实际上早有网友呼吁中国的大学应该推出自己的公开课,这是不是说明中国的教学在向外国靠拢?
樊富珉:我不太赞成说公开课是跟外国靠拢,公开课是向学习的规律靠拢。
我从1995年就在开《大学生心理健康》这门课,我会把最新的情况,包括国际上心理学最新的一些研究成果,不断放到课程的内容中。韩国、美国等各个国家的留学生也会来选,所以说我们这门课本来就是国际化的课程。
听说要录公开课,我马上想到了哈佛大学的幸福公开课,觉得我们也应该从幸福讲起。我感觉大学生心理健康不仅仅是针对大学生的心理问题,更重要的是针对大学生的发展。不过那个时候已经快到期末了,我们只好选了职业规划和幸福人生积极心态这两个专题,四节小课。
真到录的时候,我们和平时的课完全一样,也没有做什么特别的准备。
人们为何喜爱国外公开课?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我们多少对“国际名校”有着这样那样的渴望与虚荣;不过,更让人能接受的理由则是——国外的课堂氛围更为轻松活跃。
“由于有可能被拍到,如果你们是证人保护计划的一员,或者是逃犯级的人物,最好就不要坐在前排了。”耶鲁大学的Paul Bloom教授在其课堂如此介绍公开课的开设,而Shelly Kagan在课堂上第一件希望学生做的事情,就是管自己叫“Shelly”而非“Professor Kagan(卡刚教授)”:“这年头愿意叫我Shelly的人越来越少了。”
反观国内公开课,衬衫领带式的煞有介事和于丹大妈式的语重心长仍是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