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学校培养医学生重技术不重人文(2)

　　都忙论文去了，谁还管人文

　　一些学校医学人文教育的缺失仅是一方面。“医德的教育与传承更多地在医院这样的社会课堂上断了线，没有人，也没有环境给年轻的医生讲‘医乃仁术’。”一位急诊科主任对袁钟说。

　　事实上，医院的考核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医学院的教育方向。

　　当前，不少医院虽然有相应的医务人员医德考评制度。“但多是摆设。”首都医科大学教授李方正(化名)说，很多医德考评由自我评价、科室评价、单位评价三部分组成，但仅从这三部分考核来看，“自己不给自己说坏话，科室同事彼此之间不说坏话，不了解具体情况的单位领导则只盖个章”，缺乏患者评价的医德考评很难具有可信度。

　　“即便是有较为真实的医德考评，也未必能倒逼医德的进步。”丁香园创始人李天天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这一问题的症结在于当下的医院管理制度。常和一些三级医院打交道的他说，国内不少医生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来看病，另外三分之二的时间多用来搞科研和教学，“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医疗之中”。

　　一位三甲医院的老教授告诉李天天，他每天除了8个小时临床诊断、预定手术的上班时间外，其他大部分时间都放在文献阅读上。这位老教授说，他每个月要读一百篇全英文的论文，平均一天三四篇，“一篇读下来，一个小时都算快的”。

　　李天天告诉记者，在公立医院中，院长之间比拼的一是论文发表的数量，二是医院当年的收益。前者是看院内的医生能发表多少篇论文，后者则通过每个科室的“翻床率”即一年能看多少位病人来计算。医院院长通常会把科室主任叫到办公室，单独分配任务，“你们去年是100万，今年就150万吧，多了？130万。”科室主任还要当着院长的面签下责任状，如果完不成创收任务，“下一届主任就不要再干了”。

　　“如果花上30分钟看一个病人，医生和病人都愿意，但是，谋求创收利润的医院领导不乐意。”李天天感慨，医生看病渐渐取代看人，看病则成了出效益的流水作业。这也是医德教育难以开展的原因所在。

　　人文这条腿瘸不得

　　袁钟认为，一段时间以来，医学院校的人文教育和医院层面的治疗成了两张皮。在不少医生和医学生眼中，医德在实际医疗工作中作用不大，于是，学生不爱学，老师也不好好教。

　　这实际上是一个误区。袁钟说，医德对于实际的医疗工作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医学界的一句名言“医疗有时是治愈，经常是帮助，却总是抚慰”，便是最好的佐证。当然，“有说服力的医德教育并不是单纯地说教，更是要在医疗工作和实践中进行。”

　　“一次见证死亡的经历就够了。”进入浙江某三甲医院工作后，白俊翔有了新的感受。当他看到病人在自己眼前死去，才知道医生的担当何在，尤其是他在重症监护部门轮岗的那段时间，更是了解了医生在患者心中的地位。

　　一个医科学生曾对全国政协委员、吉林大学医学部博士生导师迟宝荣说，尽管在临床技能中心的模拟人身上做过多次训练，但是当他第一次走进病房碰到“活人”仍旧十分紧张，结果额头上的汗都滴到病人的肚子上。病人擦了擦肚子上的汗，递了纸巾给他，这位学生竟未能察觉。当病人第二次把纸巾举到面前时，他才反应过来。

　　后来，这位学生才知道，多亏自己进门时对病人说的那句“我是实习医生，做检查的时候如果您有什么不舒服，请告诉我”。病人对他的紧张不仅没有反感，还不停安慰他说，“小伙子，别着急，慢慢来。”

　　另一位实习医生的经历更是让迟宝荣记忆犹新。这位学生要照看的是一位眼睛失明的农民老伯，做超声波检查时拄着拐杖，每次都需要人搀扶，这次，轮到了这位学生。检查结束后，老伯对他说了一句，“小医生，你的手很温暖。”这一句看似冷不防的话，让这位学生差点哭了出来，因为整个检查过程中，他除了一直牵着老伯的手，扶着他以外，“我什么都没做。”

　　原来，医生的任何一个小动作，都会对患者的心情乃至治疗产生影响。

　　“缓解医患矛盾，关键在于沟通。”迟宝荣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要让医生和患者形成良性的沟通，需要医生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过硬的专业技术；二是良好的职业道德。尤其是后者，医科学生要通过实践中的医德教育来领会，实习时，除了注重临床实践，还要通过切身经历来感受沉甸甸的医德，以及“手术刀”的责任。本报记者 邱晨辉 董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