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学校长的教改追求：曾婉拒周恩来建议

　　一个大学校长的教改追求

　　刘道玉，原武汉大学校长，上世纪80年代教改风云人物。“刘道玉”这三个字深深沁入我的内心，还是在2005年“钱学森之问”发轫之时。钱老对来访的温家宝总理发出“中国教育为什么培养不了杰出人才”的感慨一下子触动了大家对中国教育问题的思考。真正觉得自己应该为“钱学森之问”和“刘道玉”做些什么的时候，还是在2009年。当年9月，钱学森去世。

　　曾经在教育口“晃荡”多年的我，深知中国应试教育积弊甚多，沉疴难返，导致的现状是教师不满意、学生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会不满意。作为图书编辑，我就是在那个时候有了《中国教育沉思录》图书的策划设想。于是，我不揣冒昧地给老校长写了一封信，请他就教育理念、办学体制、学生培养、学术风气、国际比较等十个方面的问题在学理层面加以梳理和反思，并探讨当代教育的出路，沉思一下当前教育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在经历了多得不能再多的矫枉过正之后，当代中国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将如何实现自己真正意义的突围和救赎？

　　信发出后，我很忐忑。我知道，在校长门前徘徊的人很多，一个无名小辈的“问候”能有什么结果呢，权当做一次问路投石而已。没想到，两天后老先生给我回复了。他很认同我的看法，但因年近80，疾病常来敲门，加上手头正处理几部书稿，所以婉拒了我的请求。我便提出了出版他自传的设想。我知道，该书的版权期已到，在教育问题全国如此关注的大背景下，出版他的自传增补版意义非凡。

　　在十多封信件的交往中，老校长最终被我的诚意感动了，决定与原出版社做一个版权了断，将他的增补版交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于是便有了这本《拓荒与呐喊》的问世。

　　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个大学校长

　　先生的一生起起落落，浮浮沉沉。他早年在武大上完本科，后师从曾昭抡从事化学研究，取得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在中苏论战“白热化”的 1962年被派到苏联留学，成为当时苏联科学院院士、国际有机氟化学权威克努杨茨门下唯一的中国学生。1963年7月，他又作为著名的“反修战士”紧急回国并受到周恩来总理、陈毅外长的两次接见。周总理建议他去军科院工作，被他婉拒，而执意要回武大“报效母校”。“文革”发动后，他先是被“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提名为北大“文革”联络组组长，受到重用。但后来却被斥之为“保皇派”、“走资派”、“苏修特务”、“百万雄师”的黑高参、炮打中央“文革”的“黑炮手”等，受尽审查批斗，历经磨难。

　　“四人帮”被粉碎后，他被“借用”到教育部，担任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主抓高等教育的拨乱反正。在邓小平召开科教座谈会期间，他作为座谈会的组织者之一，曾建议来自武汉大学的代表查全性当面向邓小平建言，废除“文革”中盛行的大学推荐制，从而恢复中断多年的高考招生制度。应该说，高考制度的恢复，刘校长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高考的恢复，是全国改革的先声。就是在这种春潮涌动的关口，以身体不适为由辞却教育部一切职务的刘道玉，回到了武汉大学，旋即被任命为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1981年8月21日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当年，他 48岁。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国务院对他的任命，并说：刘道玉“是我国解放后自己培养的大学生中第一个担任大学校长的人，也是全国重点大学中最年轻的校长”。

　　重任在肩，期待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