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大学校长：论语课和英语课一样重要(2)

　　创造宽松环境培养创新型人才

　　深圳特区报：山大历史上产生了季羡林、臧克家等一批响当当的文学大师，这些“大师”的培养模式对当今培养创新型人才有何启示？

　　徐显明：季羡林老先生曾经亲口给我们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以前他刚入读山大时学习成绩很差，当时只想做个小职员，没有潜心学术研究的大志向。时任校长、著名书画家王寿彭，为了调动他的学习积极性，鼓励他说，“如果你考班级第一，我给你写幅字”，他果然考了全班第一，领走一幅字。随后，王寿彭再鼓励他，“如果你能考年级第一，我再送你一幅画”，最后季老顺利领走一幅画。这两幅字画，对季老有着特殊的意义，为他专心学习、潜心学术，成为一代大师开启了大门。即使他在晚年，把大多数的书画收藏作品都捐出去时，这两件“宝贝”也一直带在身边。

　　臧克家在考入山大前，国文考了96分，数学仅为0分，时任山大文学院院长的闻一多找到校长请示是否为其录取开设“绿灯”，最终被破格录取，成就一代诗圣。可以说，100多年来，山东大学一直有着“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传统，力求创造一种宽松的环境，让学生充分发挥潜质，成为各个领域的创新型人才。

　　深圳特区报：现在，这种“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人才培养环境反而没有以前宽松了，于是产生了“钱学森之问”。

　　徐显明：1998年起，山大开始实行一种全新的通才培养模式，我们总结为“三跨四经历”。这种模式已在去年由中国教育改革办公室向多个学校推广。我相信这个模式是“钱学森之问”提出的解决创新型人才培养问题的一种成功尝试。

　　“三跨”指的是跨学科、跨学校、跨国境。山大学生在选择专业时可以跨学科、跨专业、跨院系，每个学生都有几次选择机会，根据兴趣重新选择新的学术方向，新的院系。同时，我们在全国建立了山东大学同盟，和武汉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天津大学、西安交大等结为姊妹学校，从大二开始，山大学生可以申请到任何一所姊妹学校进行半年或一年的学习，我们叫国内留学。此外，每位学生还有到国外留学的机会。目前，山大已与世界60多个国家建立留学联盟，每年有1500人以上的本科生到联盟学校进行3个月的学习，且实行学分互认。

　　这样，加上毕业前3个月的实习经历，山大的学生就具备了本校学习、国内留学、国外留学、社会实习4种经历。在不同学科的学习，不同校园文化体验的经历中，学生们成才的几率就会大幅提升。

　　大学是社会道德的引领者

　　深圳特区报：接连发生的一些社会事件，引发全民对道德缺失的思考。您如何评价中国的道德教育模式？

　　徐显明：我将道德分为4个层次，一是基础道德，包括恻隐之心，反哺之心，敬畏之心等。二是公民道德，是人作为社会公民，必须遵循的基本道德。三是职业道德，它要求法官守护社会公平正义，医生守护人类尊严，教师守护人类灵魂等。最高层次的道德是政治道德，是一种因为人的信仰忠诚而产生的不惜以其生命去捍卫的道德。

　　但是，奇怪的是，现在我们整个社会的道德教育却出现了一种“头脚倒立”的现象。小学生灌输的是政治道德，要求他们学习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到了大学开始上法律基础课，再对他们进行公民道德教育，把整个道德教育应该遵循的次序完全颠倒了。所以，要彻底改变道德缺失的现状，首先得改变这种“头脚倒立”的道德教育模式。

　　深圳特区报：您认为大学应当在道德教育中承担什么责任？

　　徐显明：在我看来，大学是道德高地，是社会道德的仓库和引领者。判断一个国家的道德水准，不是看他的监狱，而是看他的大学。

　　大学首先应该承担的是道德共同体的责任。大学和世俗中间有两堵墙，一堵墙是校门，它是粗俗和高雅的隔离线，校门外你讲粗话没有人约束，但校门内必须要高雅起来。第二堵墙是看不到的，是一种精神上的自觉。接受过系统的高等教育，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道德水准理应高于没有受过教育的人。

　　大学的道德首先体现在教师身上，师德决定校德，师德校德决定学生的生德。每年的教师节，我都会专门发表演讲，每次都以师德、师品、师爱、师范等为主题。高尚的师德、校德，就是对学生最好的道德教育。

　　深圳特区报：您提出要把山大办成中国最有德性的大学。

　　徐显明：是的，我提出，在我们办成世界一流大学之前，要先把学校办成受人尊敬的大学，只有把德性、思想性、创新性和特色性统一在一起的大学，才是受人尊重的大学。山大地处中国传统文化中心，有丰富的儒学等传统文化资源，且有着110多年厚重的道德文化积淀，所以我们完全具备这样的条件。

　　我认为，《论语》就是一门道德教育的百科全书。去年起，山大的所有学生都将《论语》作为必修课来学习，论语课的地位和英语课一样重要。

　　此外，我们强调对良好师德的培养。对山大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教授做兼职的非常少，他们都心无旁骛地坚守在岗位上。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到中国来寻找合作伙伴，经多方考察后，最终选择山大。当很多人问他为什么不选择排名更为靠前的高校时，他的回答是：“据我50年的科研实践，我得出一个结论，一个人即使是绝顶聪明，在同一个时间内同时做两个事情，哪个也做不好。如果一个人把全部的精力放在做一件事情上，这件事一定会做好”。这既道出了一个真理，也同时评价了山大的师德。山大教授的忠诚于真理、忠诚于事业的厚重与纯朴是山大宝贵的精神力量之源。

　　一流大学要有一流投入

　　深圳特区报：您认为中国高等教育与世界高等教育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徐显明：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教育理念的差距。中国大学承担的功能远远多于世界其他一流大学，如同美国一流大学校长的肩膀上扛着一个口袋在轻松前行，我们的肩膀上却要扛着五个麻袋在后面拼命追赶。除了教书育人，我们还承担了政治、经济、社会保障等多方面的功能，这也是中国高校最大的特色。所以，我们应对大学理念进行“提纯”，让大学回到本质，成为道德、知识、学术、思想和价值共同体，而不应是成为利益共同体。

　　二是师资的差距，这是根本性的。没有一流的师资就没有一流大学，我曾经做过一个调查统计，得出的结论是：以全球共有200个学科，每个学科有200名顶尖的人才来算，全球各学科共有40000名顶尖人才。但必须面对的现实是，这些顶尖人才70%都在美国，中国所占的比例很低。所以，如何使世界一流人才更多地集中在中国，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三是大学体制。现代大学制度有两块基石：一块叫学术自由，教授们可以对任何问题进行研究探讨；一块叫大学自治，即大学可以根据法律授权，根据章程办学，不再向其他主体负责。中国大学如果能建成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与世界的距离将大大缩小。

　　四是经费投入，一流大学一定要有一流的投入，大学除了要有大德、大爱、大师之外，一定要有大楼。这个大楼指的是一流的办学条件，先进的教学设备，保障教师有尊严且舒适的生活条件等。

　　我曾做过一个数据比较：山东大学每培养一个学生的成本，是荷兰莱顿大学的七分之一，日本京都大学的十二分之一，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的二十分之一。山大去年办学总资源是42亿，应该说获得资源的能力在中国是比较靠前的，即使这样，我们和世界名校的差距还是很大。缩小这四大差距，是中国高等教育共同的愿望。我相信，在2020年前后，会有一批中国高校跻身世界一流大学，其中，一定有山东大学。

　　记者手记

　　“撑腰体”的原创者

　　“我们都很拥护校长。”抵达山大首日，与学生们交流时，一位学生提到徐显明校长时用了“拥护”一词。

　　见到徐校长，即刻明白了他受学生“拥护”的原因：彬彬有礼，声音温和，表达观点时条理清晰，措辞严谨而不乏幽默，语速缓慢却极具感染力。接受采访时，每谈完一个问题，都会耐心询问：“这个问题讲清楚了没？”

　　学生对他最直观的了解，大多从场场爆满的演讲开始。徐校长说，他喜欢走到学生中间与他们交流，不管有多忙，每年都会坚持给他们作演讲。他的演讲有一个特点——片纸不拿。从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到任山大校长，没人见过他演讲时带过稿子。这些即兴的演讲涉及经济、文化、社会热点等多个方面，当然，他最爱讲的是与他的研究领域相关的法治与社会公平。

　　记者了解到，去年在网络上风靡一时的“撑腰体”，就是他原创。在“小悦悦”事件发生后的一次演讲中，他对学生们说：“当你遇到老人摔倒时，不要袖手旁观，要勇敢地并得科学要领地去扶他，不要担心老人会抓住你不放。如果你遇到赖皮也不要担心，学校会为你撑腰，在法律上道德上和物质上为你提供帮助。”当时，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有学生将这些内容晒到了网上，随后被其他大学“改装”成若干个版本。

　　在一份对学生的“你心目中的大学校长是什么样的？”的调查中，除了应该具备的人文素质、管理水平、社会活动能力和科研实力，8成受访者都评价校长是“能亲近，能常见到，真正为学生着想的人”。

　　徐显明就是这样的校长。中国需要更多这样的校长。(记者 秦小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