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村教师帮留守儿童出书奔波求经费 求读者慎怜悯(4)

　　“让所有个体拥有同样的权利”

　　杨元松信心满满。“我本以为这样的材料到了出版社或是出版商的眼前，会立即产生震撼，社会也会即刻为之一亮。”

　　去年暑假，杨元松自费两次前往贵阳、两次到北京拜访出版商。尽管住的是最便宜的旅馆甚至是地下室，“能吃方便面就吃方便面凑合”，但往返一次贵阳他要花费将近600元，一次北京则要一两千元。

　　但是，没有出版商被“震撼”。“当得知我们不可能具备自费出版的经费之后，在好多出版单位里稿子就成了垃圾。”这让他感到非常失望，“理解不了”。

　　为了解决出版经费，杨元松开始从网上搜索黔西南范围内，曾有过慈善义举的企业挨家拜访。被拜访的企业有酒店、房企、连锁超市。“还有那些看起来很大方的暴发户，我觉得他们应该会出钱。”

　　每拜访一家，杨元松就会打印一份材料。为了能够打动期望中的资方，他很多时候都会选择价格要高很多的彩印。“我记不清到底打了多少份。”但等待他的依旧是闭门羹，“他们提到了出书之后的版权等一系列利益问题”，这让杨元松觉得这让事情变得不再单纯。

　　感到真正绝望是在拜访乡领导之后。向企业筹钱的计划破产之后，杨元松将援手伸向了当地政府。

　　那天，他带着一份刚刚打印好的材料见到了乡长和书记。虽然一再重申出书是为了孩子，但书记只是瞄了一眼便没了兴趣。“没钱。”书记说，“县里那么多领导都想出书，想跟我们要赞助我们都没钱。”

　　“乡长虽然多看了几眼，但他对我说无能为力。”杨元松说，这让他感到气馁，绝望。

　　幸运的是，北京一家出版公司决定为杨元松和孩子们出版这本日记，而且不用他们提供经费。

　　“对孩子们来说，这些日记不是他们表现的舞台，而是他们真实记录自己生活的一种途径，它非常真实，非常客观，也正是这一点，打动了我们。”编辑孙文霞说。

　　书稿快成书时，刘娟读到了杨元松写的后记，她是这本书的监制。杨元松写道，刘娟和她的团队决定出这本书，是自己和孩子们“几世修来的福分”。

　　“我有何德何能，何以承受如此赞美？”刘娟在河北的半山区度过童年，“大多数的家里男人都在建筑工地或其他地方打工。现在回去，村子里显得很冷清，老人和孩子让一个原本生机勃勃的村子没有什么生气。”

　　“当看到孩子们去冰冷的河里洗衣服，当看到他们照顾弟弟妹妹生活，当看到爷爷‘又老又忙’不能去开家长会，当看到那装满了玉米的背篓……像是回忆的闸门一下子打开了，20年前的场景像电影一样每天播放。我几乎不能自抑，好几次关起办公室的门，悄悄落泪。”刘娟说，她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复杂的心情，“同情？感同身受？伤感？顾影自怜？难过？似乎没有一个合适的词形容。它给了我的童年最恰当的注脚。”

　　这个同样从山里走出来的27岁女孩希望，藉此能够让“更多的孩子像我一样，有机会接受完整的教育，有独立的思想，跟所有个体的生命拥有同样的权利，有权利选择自己的未来，有能力改变自己的未来。”

　　心愿似乎正在慢慢实现。

　　杨元松说，已经毕业的孩子们100%选择了升学。至今，无一人辍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