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办特殊学校负责人讲述办学艰辛
在坑梓,有一家名字叫做蓝天社行为语言训练中心的特殊学校,学员们是一些患有自闭症、智障、语言障碍等疾病的孩子们。源于“草根”,2006年,几位残障儿童的家长相互扶持、自己筹资,张罗起这家民间的非盈利性机构。
得益于好心人们的捐款,多年以来蓝天社虽然一直亏损,但还是“活”了下来。与其它机构不一样,蓝天社招收的学员没有年龄的限制,他们根据自己不同的病症和轻重,选择不同的康复课程,进行全托、半天或者时段的训练。
彭一峰,蓝天社的主要负责人,他从捐赠人到负责人,已经陪伴蓝天社走了很长的一段路程,到今年,蓝天社已经有了坪山、龙岗、罗湖、南山四个分点,170多名学生年龄跨越0—41岁。
说到自己为什么从一个媒体编辑变为特殊学校的主要负责人,彭一峰讲述了自己的故事。1993年,正读高三的彭一峰患上了癔病性失明。8个月的治疗,彭一峰重新看到了光明,也因此结识了不少残障家庭,也了解到这些家长和孩子们的心理压力和苦楚。于是,在蓝天社的发展过程中,他从一个捐助者转变成一个掌舵人。
关于行业:
很多类似机构处于“地下”
南方日报:作为一个民间的机构,蓝天社的运营难么?
彭一峰:难。我们做过统计,蓝天社从2006年成立到2010年,我们统计过大约亏了210万。蓝天社很大一部分是依靠捐助走过来的,我们最高的机构是理事会,成立以来,几乎每次的理事会召开都是呼吁大家捐钱,因为不断地往里面贴钱,如今也有部分发起人联系不到了。
南方日报:造成这样的原因是什么?
彭一峰:有一些训练中心,他们招收学员是经过挑选的,我们对过来的学员的状况没有要求,年龄上跨度也比较大,从几岁到40多岁都有。一般来说,一些特殊学校,一个老师能带6—12个学生,但我们很多课程是一对一的。现在,我们有170多个学员,老师有60多个,后勤10多个人,成本比较高。
南方日报:现在这个行业的状态是怎么样的?
彭一峰:还有很多这样的机构处于地下的状态。
这种组织的发展通常先是一个家庭有这样的孩子,家长想尽了办法辅导孩子,但因为一对一有压力,也没法交流,后来慢慢就变成几个家庭的联合,他们可能因为没有足够的资金等而没有达到注册的条件。也有很多家庭,家里有残障的孩子,家长都会隐瞒这个事情,自己默默去努力,不愿意多让别人知道,直到瞒不住了他们才会公开。
希望得到支持,但是又怕公开,这是这些家庭普遍存在的矛盾,归根结底,他们是出于对孩子的爱,不愿意别人用异样的眼光看他们。
关于筹资:
制作短片寻求社会资助
南方日报:目前,政府对这些残障学员的学习训练,有什么样的政策?
彭一峰:坪山新区和龙岗,针对残障的学员,每月都有2600元的补助,为了让这笔钱都用在学员身上,这笔款项会直接拨到服务中心。
2006年5月,蓝天社成立,那时候,政府针对残障户籍人口的特殊训练还没有资金上的资助。经过争取,2007年,龙岗区残联以向民间机构购买服务的方式帮扶辖区内的户籍残障人士,根据病情轻重不同,帮扶金也不同,平均在2000左右。这一政策延续到了现在,在当时开创了政府以购买服务的形式服务残疾人的先河。
南方日报:这笔款项能解决残障学员家庭的负担么?
彭一峰:在我们中心,有更多的人是非户籍人口,他们没有这样的待遇,也有部分孩子的家庭状况是让人堪忧的。有很多学员,他们都是来自单亲家庭,很多家庭因为有这样的孩子而离婚了,他们父母又组建新家庭,有了各自的家庭,这种情况下,这些孩子就成为了家庭不想面对的问题。前几年年终,还出现过家长没有来领孩子的情况,他们把孩子丢弃在这里了。
南方日报:有想过办法帮助他们吗?
彭一峰: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寻找社会的资助,帮助这些家庭。我记得2010年的时候,我们争取了6万元,对部分困难家庭进行了资助,这个数字,到了2011年是13万,今年可能会更多一些。相比往年,我们今年更积极了,会走出去争取社会上的资助,社会上对他们家庭的资助,资助金直接给到孩子的家庭。
南方日报:今年,蓝天社会有怎样的计划?
彭一峰:我们今年准备制作一个5—15分钟的短片,放到网上,希望呼吁更多的社会爱心人士能资助这样的家庭走下去。现在,我们已经取得那些需要资助的孩子的家长同意,正在着手准备制作这样的短片。
关于未来:
建议政府提供场地、设备并购买服务
南方日报:进行特殊教育的老师们,他们都很不容易吧?
彭一峰:怎么说呢,有苦也有乐。很多时候,我们的老师是没有成就感的。别的普通老师教学,孩子很快就能看见成绩了。我们教学,你可能花了半年的时间,才让一个孩子学会握球拍。
南方日报:目前,这些老师们的收入是怎样的?
彭一峰:我们现在整个行业都比较清贫,全职的老师工资每月大概在3300块左右,在深圳这样高生活成本的地方,是很低的收入。我们也在努力着,维持着机构的发展,虽说是民间机构,非营利性组织,但是也要保持良好的财务状况才能运转下去。
南方日报:对于未来,你有什么建议吗?
彭一峰:希望政府在未来做规划的时候,能听听来自一线的声音。同时,我们更应该向香港学习,政府不直接办理残疾人的服务机构,而是政府提供场地、设备,由购买服务的形式让社会去运作。政府办机构,要考虑人员编制等,而民间机构,服务意识比较强,但是没有资金没有场地,有心无力。
南方日报记者 刘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