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清时：南科大熬过最难的一年

　　来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朱清时委员终于打破了半年来的沉默。他的脸上也有了笑容。66岁的他不停地说，自己熬过了“最难的一年”。

　　他执掌的、正在筹建的南方科技大学在2011年迈出了中国30多年未有的、却也是风波不断的一步——未经教育部的批准，招收了45名只有高中二年级学历的少年，开始了“自主招生、自授文凭”的试验。然而，自那以后的整个春季和夏季，朱清时和他的学校都“过得糟透了”。

　　在炎热的6月，与他并肩筹建学校的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晓原、李泽湘、励建书突然宣布离去。在公开的声明中，他们直言不讳地批评朱清时在改革中提出了许多“似是而非的口号”。

　　他们批评南科大缺乏清晰定位和制度设计，并称“南科大负责人”鼓励学生抵制高考的做法，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煽动”。

　　45名学生的确无一例外地缺席了6月的全国统一高考。这被不少人解读为一种“反对旧体制”的姿态。其实，高二学生本来就没有资格参加高考。

　　朱清时，这位化学家、中科院院士和中国科技大学前校长用《易经》里的“困卦”形容自己当时的处境。

　　这些事情都出乎他的意料。卸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之后，他原计划到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古陶瓷，结果遇上了“可能是一生中最有意思的事情”：2009年10月，受邀到深圳，创办一所具有革新意义的大学。他希望这所学校不会轻易受到行政的过多干涉，在学术上“小而精”，就像美国的加州理工学院那样。

　　改革开放已有30多年，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诸多领域都出现了这样的声音：“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驶入了深水区”。

　　朱清时就在深水区里遇到了可能翻船的危险。

　　南科大的筹建，用他的话说，“没有碰到红灯，没有碰到绿灯，全都是黄灯”。

　　与3位香港教授的意见相左，他坚持先引进好的人才，再制定学科规划。“在中国，并不是想要什么人就能迅速找到的，而是碰到机会能引进什么人，靠人来决定设什么专业。”

　　反对者离开之后，外界质疑接踵而至，使朱清时备受打击。2011年7月，他在有些空旷的南科大办公楼里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我们面临生死大计。”

　　自那以后的大半年里，朱清时一改往日敢言的风格，变得异常沉默。有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问他：“朱校长，您到深圳以后，都不会笑了吗？”

　　“你知道什么原因吗？去年我们遇到了可能翻船的危险！”今年3月，在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朱清时再次对中国青年报说，当时，深圳社会各界都怀疑南方科大是不是能办下去。“只要认为校长选错了，南科大这样办不行，我们就真的翻船了。”

　　因此，他只能“沉住气，咬住牙”。

　　目前看来，南科大像是挺过了“背水一战”。一个证据是那栋5层的办公楼已经挤满了人。该校从全世界8000多位申请者中挑选了首批48位全职教授、副教授和助理教授——大约半数申请者来自国内其他高校。申请者中不乏海外高校的正教授。朱清时说，风波使招聘受到了一些影响，但最终结果表明，主流学术界还是认可南科大的。

　　在盘点2011年影响全球学术界的新闻焦点时，美国《科学》杂志为3月份列出了两件大事，一件是东日本大地震及其造成的核泄漏危机，另一件便是中国第一个绕开高考录取的学校——南方科技大学的开学。

　　按照《南方科技大学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朱清时还邀请了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校长杨祖佑等5位教授组成顾问委员会。

　　“我们正在走出低谷，南科大的骨架已经建起来了。”朱清时说。

　　不过这所大学的生命力仍有待考验。譬如因为要“去行政化”，取消行政级别，南科大在招聘管理人员上不像招聘师资那样顺利。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位公务员愿意应聘。朱清时说：“公务员到南科大来，前途不明朗。他们原来都是要升官的。”

　　为了办学试验，朱清时本人预备作出妥协，但“不是根本性的妥协”。他计划要求今后招收的学生参加高考。不过他强调，他们只需达到本科分数线就行，南科大录取仍以自主招生为主。

　　进入2012年，这位“理想主义者”的心情愉快了不少。他听深圳市的一位老领导说，深圳30多年来每次有重要事情，都会出现反对的声音，遭遇很大的危机。朱清时听了恍然大悟：所有的改革者都一样，“原来南科大并不孤独！”

　　今年2月23日，《人民日报》的一篇评论提出，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朱清时看到后立即“对号入座”，觉得“简直像为南科大说的一样”。

　　朱清时先后做了20年的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在他看来，一些领域的改革进入“停滞”状态。与此同时，改革的呼声不断得到中央政府的响应。

　　譬如，他注意到，这20年的大多数时间，教育界人士都呼吁使教育投入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这个目标2012年就将实现。他多年呼吁的高校“去行政化”，起初被视为异端，如今明确写入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他对此感到满意，因为“去行政化”是渐进的，不能突变。

　　他还记得，在20世纪末有人提出“教育产业化”，结果它像“瓶子里放出的魔鬼”，膨胀起来就再也收不回去了。

　　以敢言著称的朱清时说，自己曾有一次当着国务委员的面提出了一个尖锐问题，之后良久，会场鸦雀无声，只有两位大学校长举手声援。会后，他在拥挤的电梯里听到有人背后议论，“朱校长这个人，连什么场合说什么话都不懂”。

　　朱清时告诉记者，南科大的风波把自己的锋芒都“磨得差不多了”。但只要来到“两会”，自己就不愿意说违心的话，否则宁可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