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资源差距巨大 部分教师晚自习津贴仅5角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教育均贫富

　　毋庸质疑，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

　　本刊记者/陈薇 庞清辉

　　然而这一问题在中国格外引人注意，不只是因为，教育资源差距，在中国的东西部地区之间格外巨大，也因为，这一差距带来的一系列公平、道义以及在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在这个正处于社会转型中的国家，正吸引着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注意。

　　作为个人改变自身命运，社会各阶层流转变动的渠道，教育之功用，举世认同。正如最短的一块板，决定了水桶的容量；不公平的教育资源分配，也必将在长远的未来，影响中国的整体人口素质，进而决定中国的前进动力和未来的命运。

　　今天，我们少建一所学校，将来，我们可能就要多建一所监狱；今天，我们缺少几位好教师，明天，我们就需要多几个警察。长期以来，广大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教育资源配置的“欠账”，或许正在为我们国家的未来埋下苦果。

　　值得庆幸的是，从1980年代的讲师团项目到今天本刊报道的“中国教育行动”和“常青义教”等等，政府和社会各界对平衡城乡教育差别的努力始终没有间断。但是，这还远远不够。

　　2012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2012年中央财政已按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编制预算，地方财政也要相应安排，确保实现这一目标。

　　这意味着，1993年首次提出的“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到2000年达到4%”的承诺，在经历了漫长的19年后，终于有望在2012年得以兑现。下一步，如何分配好这4%的教育财政预算，应当成为政府的重中之重。

　　20世纪初叶，内忧外患的中国，我们的先哲高举起“教育救国”的大旗。100多年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肩荷着“教育兴国”的旗帜，步着先哲的足迹，努力前行。前方，路，漫长；道，艰辛。

　　城与乡：教育的两极

　　城乡教育差距，决定着全国1亿2千多万农村中小学生的日常生活；它也代表着，更少的大学入场券、更多的二代农民工，而这一连串反应，则可能在一系列蝴蝶效应后，未来的中国将变得更加复杂与不安。

　　城乡教育差距

　　这个命题，我们可以在官方文件中找到端倪。根据教育部公布的《2010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2010年，全国普通小学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公用经费最高的北京市达到5836.99元，最低的贵州省仅为579.26元，前者是后者的10倍多。

　　它还可以在网络语言中被窥见大概。一篇流传极广的网文这样写道：“比较我们的成长历程，你会发现，为了一些在你看来唾手可得的东西，我却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文章标题是《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

　　这个命题可能决定着全国1亿2千多万农村中小学生的命运，它往往意味着少油寡盐的饭菜，没有操场的校园和不那么耐心的老师，如果说这些还可以忍受，那么，它所代表的更少的大学入场券、更多的二代农民工，则可能在一连串的蝴蝶效应后，未来的中国将变得更加复杂与不安。

　　“我们是在土路上用拖拉机跑，人家是在高速路上开轿车”

　　时间回到1999年。对山西省石楼县罗村镇中心校校长郑化民来说，那是一分钱也要掰开来用的年代。

　　石楼县位于山西省西部，是黄河东岸的一个国家级贫困县。2000年，该县财政收入不过300万元。

　　有一次，郑化民争取到了2万5千元钱拨款，给罗村中心小学布置了一个仪器室之后，所剩不多。在中心小学管辖内，还有26个村小嗷嗷待哺。他决定为其中一些添置课桌椅。这过程异常慎重：他去和意向村小的村干部们协商，“我们出5套课桌椅的钱，那你们是不是也配上5套呢？”

　　那个时候，县、乡、镇和村共同对义务教育经费筹措负有责任。1986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第三条规定：“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新建、改建、扩建所需资金，在城镇由当地人民政府负责列入基本建设投资计划，或者通过其他渠道筹措；在农村由乡、村负责筹措，县级人民政府对有困难的乡、村可酌情予以补助。”

　　不过，乡、村两级的经费少得可怜，郑化民的主要工作之一，便是时常敲开县市两级教育局长、财政局长的大门，“让上面对贫穷状况了解得更充分一些”。校长们摸清了不同领导的脾气——有的领导见不得老奶奶哭，有的领导则会对困窘自卑的农民兄弟心生恻隐——总之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最后好在年终工作总结的第一条写上：“积极争取上级资金扶助，大力改善教学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