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应钱学森之问是全社会之责

　　今年两会，代表委员们的有些建议体现出对教育的深思熟虑。比如有关“钱学森之问”，科技界31组的科学家委员们提出“减负是出大师之需，更是国家之急”。科学家委员们表示：“我们这些科学家呼吁为孩子减负，不是不务正业。‘钱学森之问’大家都很熟悉，这里头当然有各种因素在起作用，但我们的中小学生负担太重，严重阻碍了孩子好奇心的形成和创造性的培养。没有好苗子，出不了大科学家，还谈什么科技创新和科学发展？”

　　“钱学森之问”近年来一直受到社会广泛关注，一时对高校形成巨大压力。一些高校也躬身自省，反思在体制、机制、学术氛围等方面的差距。有高教专家提出，如果中小学的应试教育长期不能破除，大学新生存在过度的功利倾向，非智力素质严重欠缺，高分低能，光靠几年大学教育难以扭转。这次科学家委员们的集体提案指出，家长希望孩子“赢在起跑线上”，从小就开始向孩子施加压力，“海量做题，上各种培训班”，其实“根本无法培养孩子们的学习兴趣和创造性”。显然，社会文化的浅薄、功利，给教育帮倒忙，也是素质教育难以推行的重要原因。这个屏障不打破，不仅拔尖科技人才出不了，下一代的健全人格得不到培养，整个国民素质提升也难以实现。

　　从这一思路延伸开，钱老担心的科技人才，这次两会上代表委员提出的高端文化人才，以及工程大师、能工巧匠、各行各业的优秀骨干的培养，都与我们的经济规模不相称，与我们国家和平崛起的宏图大业不相符合。教育的责任自然首当其冲。但是学校教育仅仅是为人才培养打基础，走上岗位后的成长环境更为重要。全社会必须扭转急功近利的偏向，力戒不问究竟、不求原理、不顾长远的传统陋习。创新的基础是志向坚定、百折不挠、业精于勤，这需要包括体制、机制更新在内的社会大环境的转变。（陈宝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