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清华院长落选院士：国籍被认为是落选首因(2)

　　批评科技体制被认为是走愤青路线

　　另有院士对两人在学术之外的活动有微词。

　　从2004年起，饶毅和鲁白、邹承鲁在《自然》增刊上发表过有关科技体制的文章，回国后，他又多次在博客上及接受媒体采访时批评国内科技体制以及学术界风气。

　　引起反响最大的是2010年饶毅和施一公联合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评论，他们称：“中国政府投入的研究经费以每年超过20%的比例增加，从理论上讲，它应该能让中国在科学和研究领域取得真正突出的进步，与国家的经济成功相辅相成。但在现实中，研究经费分配中的严重问题却减缓了中国潜在的创新步伐。在中国，为了获得重大项目，一个公开的秘密是：做好的研究，不如与官员和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

　　他们的举动获得了不少好评。他们落选后，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协和医科大学副校长曾益新院士在公开回应中称：“他们不仅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而且关注国家的科技政策和科技管理，发表过许多的意见和建议，对于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有不同看法，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他们的观点激发了大家的反思和讨论，这无疑对中国的科学事业是有利的。”

　　但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有院士称饶毅是在走“愤青”路线，称他“高调”，“发几篇文章好像就能解决中国的科技问题？他说的那些根本是不切实际的”。

　　对此，饶毅回应：“如果我说的不切实际，其他人就应该提出切实际的方法，怎么老是看不见？”

　　另有院士称：“真正的科学家希望静下心来做事情，不是去跑到网上去说话。如果三天两头地在网上写这样那样的东西，还哪有时间来做研究呢？”

　　饶毅回答：“我从来就认为做研究是好玩，我从来不做‘刻苦状’，我写科普和科技政策批评文章，在海外没有影响我做科学研究，如果我真是天天玩还比他们做得好，应该汗颜的可能不是我。”

　　饶毅：我为何“被高调”

　　虽然以上看法并不代表所有院士作出投票抉择的依据，但A院士认为，据他看来，对两人没有投赞成票的，主要是出于上面这些原因。

　　对于回国时间短、贡献少的说法，饶毅的博文说：“不仅以前当选有时间短的，就是这次(生科医学部)的第一名，回国(的时间)并不比我们长多少，而肯定比我在国内做事情的时间少很多，且他在美国不过刚刚从助理教授升为副教授。”

　　饶毅在博文中指出，生科医学部本年度当选者，与往常一样，多数做基础研究，以科研论文为代表性成果。“施一公全职在国内发表的优秀论文远多于中国任何科学家”，“有人提出不能以论文取人，而论文数量和质量远不如他的人，并无论文以外的贡献，却当选院士”。

　　对于“写博客没有时间做科研”、批评科技体制是“愤青”的说法，饶毅称：“在我回国前，我就亲眼目睹几个老院士围着科技部的处长赔笑脸。我们2004年的文章批评科技部以后，很多人，包括院士，在科技部官员面前能站得直很多，这是帮助中国科学家，还是不务正业？”

　　饶毅称，这就是文化差别。中国目前的文化，是做科研要显得刻苦奋斗、对人要显得低眉顺眼、对上级要显得唯唯诺诺。这些正是他反对、而且认为要扫除的文化陋习。饶毅认为，乐观积极，是中国应该多提倡的。

　　事实上，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获知有院士评价其“高调”的声音后，第二天，饶毅就发表了博文《被高调》。“我两种事情说的多，一种是科普，一种是推动风气改变，这两种都是做。如果生物院士自己‘贡献’良好风气、或反对不良风气，我就不用做这件事情了。他们不做，也希望我不做，我觉得这是典型的伪善。”

　　他直言不讳地称，他看不起很多批评高调的院士。他说，他们做了院士以后，没什么人能压制他们，但这些院士并不因此就做良心驱使的公德公益事。“如果他们齐心协力，坚持一段时间，批评和消除科技界的不良风气，应该是可以有一些作用的。但他们很少出来，证明人一旦妥协，一旦为私利找到借口，就不会在得到稳固的地位后为公德作贡献。”

　　他在博文中写道：“我几篇简单儿科性质的批评文章，显得高调。有权力、也应该有义务的院士们，常常在不良风气面前很清高，不吭气、不作为，是我‘被高调’的重要因素。”

　　“高调不是坏事，对坏事低调才是坏事。” 在这篇博文数百条表示支持的评论中，有网友这样说。

　　记者 叶铁桥 实生习 朱柳宇 王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