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岁正教授“破格”并不“出格”

　　●刘路不是被评为正教授的，而是聘为正教授级研究员。这种压力或许可以避免一些专家担忧的“方仲永悲剧”的发生。

　　●刘路被聘为正教授，对于打破职称评定中论资排辈、片面量化科研项目与论文的做法是有积极作用的。

　　3月20日下午，中南大学决定聘请22岁的刘路为正教授级研究员，刘路从而成为中国目前最年轻的教授。而在2010年，就读中南大学大三的刘路破解了国际数学难题“西塔潘猜想”，震惊了国际数学逻辑界，被称为“数学奇才”。(《中国青年报》3月21日)

　　在可查证的资料中，中国大学最年轻的教授，之前应该是著名外交家、书法家、1904年出生的叶公超先生。他1924年获剑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后，1927年任暨南大学外国文学系主任、图书馆馆长，并兼吴淞中国公学英国文学教授，时年23岁。现在，中南大学学生刘路被擢拔为教授，又创造了两个中国“第一”：第一个大学没读完就成为教授的人，第一个22岁成为教授的人。

　　叶公超时代的中国高等教育是值得回味的。一是名校众多，清华、北大、中央大学、浙大、西南联大、燕京大学等，都曾跻身世界前100名；二是大师辈出，20余岁的教授亦大有其人，如胡适、朱自清、周培源、钱钟韩、钱钟书、陈省身、华罗庚、黄玉珊、朱偰、柳无忌、李卓敏等，他们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都颇有知名度；三是学科实力较强，清华的文史、数理，北大的文史，协和的医学，南开的经济学，东吴大学的法学，金陵大学的农学等，都曾名扬海外；四是教授稀缺，一般的大学都只有几名、几十名教授，连清华与北大也都只有约100名教授；五是职称非终身制，比如叶公超1927年在暨大、吴淞是教授，1929年到清华也是教授，但1935年到北大就只是一名英文系讲师；六是教师学习机会多，清华规定教师每4年即可公费、带薪出国研修一年，北大、中央大学和武汉大学等规定任教满7年可以出国进修一年，即使烽火连绵的西南联大时期，曾昭抡、华罗庚、陈寅恪等也都能正常出国做研究和交流；七是教师待遇好，北洋时代教授月薪可达白银200两，五四前后可拿到近300银元，折合成今天的购买力，月薪都超过了万元；八是教师慎独于学问，战前生活在清华园的王元化就说：“当时的教授看不起一般在国民党当官的。”九是教师积极服务社会，不仅在席卷全国的政治运动中有教师的身影，他们还资助青年，自办《新青年》、《独立评论》等刊物，发挥社会影响；十是培养的学生质量高，大学生毕业后许多成为社会名流，出国留学生约20万，归国率超过90%，回来从教的超过60%成为了大学教授。

　　中南大学擢拔22岁的刘路为教授，并给予其100万元奖金，这其中有两点很有意思。第一，刘路不是被评为正教授的，而是聘为正教授级研究员，因此可能像当年的叶公超一样，现在在中南大学是教授，过几年到别处去了，或者中南大学觉得他不符合教授条件了，他就可能不是教授了。

　　这种压力或许可以避免一些专家担忧的“方仲永悲剧”的发生，即使发生了“方仲永悲剧”，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那时候不聘他当教授就行了。第二，刘路被聘为正教授，并不是因为主持了什么省部级科研项目、科研经费，也没有太多发表于国际权威期刊上的论文，而只是靠一项“硬件”，即破解了国际数学难题“西塔潘猜想”。这对于打破职称评定中论资排辈、片面量化科研项目与论文的做法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

　　相比于叶公超时代的中国高等教育，我们现在差的不是钱，不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决心，而是缺少大师，缺少培养大师的环境。当然，在知识更新、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今天，大师的成长远比叶公超那个时代要难。但是，为什么我们的高等教育培养不出拔尖创新领军人才？钱学森之问，还回荡在我们的耳旁。培养人才比发现人才更重要，中南大学特批刘路硕博连读，为其“量身打造”培养方案，奖励100万元，让他在国内外、在全世界、在设备领域最好的地方去讲学、访学，这既能丰富他的阅历，又可以给他的科研提供更好的平台，不管最后刘路是否能够成为大师，但这种尝试比特批刘翔硕博连读有意义多了。(郭文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