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守护人杜道生：一生清苦 不因时俗所动(图)(2)

　　治学：述而不作

　　师承

　　杜道生7岁入新式小学，正值“五四运动”，他就跟着哥哥在游行队伍中跑。父亲担心误了学业，赶紧将其接回，送进杜家的私塾，从此开始读圣贤之书。

　　90多年后，杜道生谈及当年父亲送他读私塾的事依然心存感激。他常对学生说：“我一辈子治学的工夫，全赖那6年的童子功哩。”

　　高中毕业后，杜道生考入四川大学文学系。读了一年不满意，又考入北京辅仁大学文学系。读了一年仍不满意，又分别报考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新生考试、插班考试，结果两校都录取了他。因为仰慕胡适、蒋梦麟两先生的为人及才学，杜道生选择了北京大学，到该校三年级语言文字专业就读。

　　杜道生一共考上4所大学，读了3所，曾先后受教于胡适、闻一多、钱穆、朱光潜、沈兼士等名师。杜道生思想上深受胡适影响，朴素一生，但一身傲骨。他说：“我的恩师胡适先生说过，文人不可有满脸傲气，但绝不可无一身傲骨，这就是文人的价值。”

　　就学问上来说，对杜道生影响最大的是沈兼士。沈兼士是杜道生读辅仁大学时文学系的系主任，讲授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杜道生立志终身研究文字学，就是从沈兼士开始的。

　　当年在北大，杜道生与同学一起参加“一二·九”运动，上街游行，被军队的水龙冲散，棉衣湿透，冷得打颤。回去以后，发烧生病，沈兼士派同学来问候。病愈后，杜道生去见沈兼士，先生对他说：“道生啊，中国的传统文化几千年了，需要人来继承。你来跟我学习吧。”

　　后来，杜道生对自己的学生说：“我从此走上了这条路。50多年了，我一直记着先生的话，走选定的路。今天想来，我一点不后悔。”

　　“你们不要看到现在汉字改革，将来国家对汉字还要保护。汉字的改革是对大众讲的，汉字的保护才是我们这些读书人的责任。”杜道生一辈子都记得恩师说过的这段话。当时很多学者提出废除汉字，用拼音文字取代。沈兼士说这段话，是希望他的学生能够好好研究汉字，保护汉字。

　　从此，杜道生立志终身捍卫汉字。解放后，凡是关于汉字简化的各种学术会议，他一概不参加。他对自己的学生说：“只有繁体字才能深刻体现汉字形体与字义之间的关系，展现汉字丰富而深刻的人文内涵。简化以后，汉字的美妙就体现不出来了。”

　　1937年，杜道生北大毕业，留校读研究生。结果抗战爆发，无法继续求学。他选择了回乡，在乐山、成都、大邑、新都等地任中学教师、校长。教书之余，杜道生最喜欢的，还是读古书、抄古书。

　　抗战中，马一浮避寇到川。为培养能真正传承中华圣贤精神的读书人，他在乐山创办了复性书院。借此机会，杜道生拜在马一浮门下受教，学习了大约3年。

　　杜道生回忆说：“马先生神情静穆，不苟言笑，给人一种不怒而威的感觉。虽然教学严厉、学问渊博，但他绝不轻视后学。”

　　马一浮留一把长须，在文革中绝食而死，去世时86岁。为了纪念给自己最大影响的恩师，杜道生就在86岁这年蓄须，也留了一把白胡子。杜道生的弟子王旭说：“先生在胡适身上学到的是气魄，在马一浮先生那里悟到的是境界。”

　　学问

　　在老师家里，学生周及徐曾问到《说文解字》中的一个字，杜道生当即说这个字在第几卷、属于何部的第几个字。他还让周及徐随即从书架上抽取大徐本《说文》翻看。杜道生在一旁背诵该字的说解，周及徐将之与书中的内容相对，结果竟毫发不爽。

　　杜道生毕生从事汉语言文字教学，熟读经典，能背诵《说文解字》，于段氏《说文解字注》尤熟。《说文解字》的9353个汉字，他都能详细讲出造字原理、字形字义、演变源流，并能熟练写出其篆体，还能讲出许多前人所未讲到的汉字中所蕴含的哲学内涵。学生称他为“活字典”，学界则誉他为“汉字守护人”。

　　周及徐说：“先生的书屋里放着好多本《说文》，在屋里的任何一个座位，都可以随手取到。先生讲学著述皆谨慎细心，字字有据，不妄作，引据前人而自有心得。”

　　“文革”中，杜道生和许多大学教师一样，下放劳动。杜道生一生嗜书如命，如何面对这样的处境？他不齿于读那些时下风行的大批判文章，便在衣兜里揣一本《新华字典》。劳动间歇时和晚上，便一人偷空默读，一面读，一面用小纸片悄悄地记写。

　　“文革”结束后，杜道生指出《新华字典》中三百余处应该修订或补充的地方，写成一封长信寄给主持《新华字典》编撰的魏建功先生。不久后，杜道生收到魏老回信，热情地肯定了他的意见，并允诺在下一次《新华字典》印刷时参考他的意见进行修订。

　　但是，述而不作是杜道生治学的最大特点。其所著述至今多未公开发表，计有《论语新注新译》、《说文段注义例辑略》、《汉文字学常识》、《三字经译述》、《千字文简注》、《四川扬琴唱本》以及许多零篇散章。公开发表且引起广泛关注的，仅1982年发表在香港《大公报》上的《汉字——人类心灵的几何学》一文。

　　1982年，中国内地开始新一轮的文字改革。在此背景下，杜道生觉得有必要再次强调中国文字的意义。于是，便有了《汉字——人类心灵的几何学》一文。他说，汉字改革的目的是为了便于大众掌握，但是文字改革不能脱离传统，必须要保存传统文化，不能走拼音化的道路。我们国家民族因汉字而有统一之标志，我们历史文化因汉字而得万世之流传。

　　讲课时，杜道生曾对学生说：“今人多爱创立新说，动辄洋洋著书，然而行之不久。多少道理古人已讲在前头，明白清楚，只是今人不读古人书，不知道而已。故著书不如抄书，把自己的意思用前人的话来表达，述古言心，岂不两全？”

　　文字学以外，杜道生终身研习又身体力行的就是儒家学说。《诗经》、《左传》、《古文观止》等一大批经典，他都能全文背诵。杜道生尤其注重《四书》，不光是正文，就连朱熹的集注，都能一字不差地背诵。

　　2011年6月，中华书局出版了由杜道生注译的《论语新注新译》。周及徐说：“该书的著述始于1987年，以毛笔小楷抄录，字迹工整，至2003年春节后油印成书，赠送友人和学生，前后共历17个寒暑。”

　　杜道生一生仿效圣人，述而不作。这本《论语新注新译》可以算是他唯一的专著，这也是弟子们考虑到老师年龄大了，希望在他有生之年将其研读《论语》的心得传扬于世，才出版以志纪念。

　　在外人心中，杜道生研究文字、信仰儒家，肯定是个守旧的“老古董”，但他的思想并不拘泥，更不守旧。杜道生可以无障碍地阅读英文原著，德语和日语亦颇为熟悉。上世纪80年代毕业于四川师大的一位研究生在回忆杜道生时说：“杜先生年逾八十而心态若童，在他口中什么怀海德、卡西尔、列维·斯特劳斯等洋人名字也时有飞出。”

　　育人

　　1987年，75岁的杜道生正式退休，但这只是名义上的。实际上，他退而未休，返聘回校继续授课。直到1992年，80岁时才放下了教鞭，教龄55年。

　　在四川师大文学院，杜道生的课程内容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汉文字学常识》，以《说文解字》为主要教材，讲述《说文》和汉字形音义的内容；一部分是《说文解字段注》，以阐发段注的义例为主要内容，兼采他家之说，折中评述。

　　1985年初夏，28岁的华学诚来到成都，参加四川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复试。当年仲秋，入学后就开始听杜道生的文字学课程。

　　杜道生是乐山人，乐山话与成都话的差别很大，还保留入声。如今，华学诚已经是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他回忆说：“一开始我听课很吃力，甚至先生直呼我的姓名，我都不知道是在招呼谁。”

　　尽管如此，华学诚依然觉得杜道生的课是他收获最大的课程之一。他说：“先生就住在中文系办公楼，研究生宿舍与之相距也就一两百米，除了休息时间，任何时候都能在中文系楼上找到先生请教。”

　　王旭是四川师大法学院2002级学生。有段时间，王旭和李里相约每天下午到杜道生家里听老人讲《论语》。一天，某报登载了一篇关于“国学大师杜道生在家授课，学生程门立雪”的文章。看到这篇报道后，向来谦逊温和的杜道生雷霆震怒。他老泪纵横，声如洪钟，气愤不已，质问二人什么时候“程门立雪”了？是谁封他为国学大师？

　　“不出名，不参加党派，不好为人师”，这是杜道生的人生信条。结果，王旭和李里被老师“扫地出门”……

　　不久后，杜道生约王旭和李里一同前往悦来茶楼，看川戏、听扬琴，算是结束了对弟子的惩罚。师徒三人走在校园里，93岁的杜道生顽皮地丢掉手杖，以颤巍巍的身子与两位弟子赛跑。两位弟子看到老师很开心，就故意让他跑在前面。于是，老人气喘吁吁地回过头来，得意地向弟子招手微笑。

　　小传

　　1912年10月生，父亲为乐山商人。

　　1919年，进私塾。

　　1925年至1933年，就读于乐山县高小、初中，高中就读于四川省高级师范学校附属中学。

　　1934年至1937年，先后考入四川大学(1年)、北京辅仁大学(1年)、北京大学(2年)就读。

　　1937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在成都、乐山等地的中学教书。

　　1950年，任乐山省立中学校长。

　　1956年，应邀到四川师范大学任教。

　　1976年至1986年，在武汉参与编撰《汉语大字典》。

　　1982年，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汉字：人类心灵的几何学》一文。

　　1987年，退休。返聘回校继续给学生授课。

　　1988年，《四川扬琴传统唱本选》(杜道生注释)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1992年，真正告别讲台。

　　1998年，撰写论文《试谈周易的先天八卦和洛书——论改定先天八卦四个数字和洛书概括易卦的对待模式》。

　　1992年，《历朝史案》(洪亮吉编，杜道生点校)由巴蜀书社出版。

　　2003年，校注《四书补注附考备旨·大学》。

　　2011年6月，《论语新注新译》由中华书局出版。(记者 杨钢 李益众 刘磊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