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山区教师调查:工资仅600元 家人多不支持
在广东省,15万教师分布在粤东和粤西北的广袤山区里。长期以来,他们默默无闻,但却是山里孩子享有受教育权利的基本保障。
他们当中,有的已经与深山为伴近半个世纪。或许没有张丽莉那样感天动地的壮举,但几十年如一日坚守平凡、埋头奉献的这些山村老师,有着另一种令人震撼的伟大。
采访中,“我走了这些孩子怎么办?”这句话时常被这些老师挂在嘴边。很朴素的语言,却有着千斤的分量。
“傻人”杨生祥
说起杨生祥,很多人觉得他有点“傻”。
他是韶关乐昌市梅花镇大塘边小学教学点的一名数学老师。
见到他之前,“教学点”是什么概念我们尚不明确。到了梅花镇,车又在弯弯曲曲的山路开了半个小时,到达大坪村小,再跟着杨生祥的摩托车颠簸了20多分钟山路,终于到了大坪村小下设的大塘边小学教学点。
一路上风景不错却少见人烟。到了教学点,杨生祥掏出一串钥匙打开锁着的铁门,我们才意识到这原来是一所学校:门口堆着成堆劈好的木材,教学楼外层的瓷砖已经掉得七七八八,裸露出灰黑色的水泥,有几扇门窗已经坏了,教室门大开,坏掉的门窗胡乱扔在地上……
因为“就爱这一行”
杨生祥径直把我们带到他上课的教室,然后就站原地,不说话也不动弹,板着脸,等我们问话。记者忍不住问道:“您平时是不是特别严肃?”他这才憨厚地摇摇头。他不爱笑,脸有点黑,浓眉大眼,看起来就是一个很严厉的老师。只有相机镜头对准他的时候,才会咧开嘴尝试微笑。三两句话聊下来,可以发现,他其实是个很随和的人。
1983年,杨生祥高中毕业,村里学校急缺老师,他从此踏上三尺讲台。与很多乡村教师的命运一样,他当了13年的民办教师,一直到1996年才转正。1998年,他被分配到现在的这个教学点,“这里缺老师,我就来了。”他轻描淡写地说。
“最开始每个月只有10块钱工资,还好老婆能种田,家里靠她养。”他憨憨一笑,有些不好意思,“那时候老婆经常跟我吵,说:‘你怎么那么没用!’”
“没本事也没办法呀,我就爱了这一行啊!”杨生祥对妻子的话毫不在意。
除了教学以外,其他事情他都看得很淡,这也是很多人说他“傻”的原因。
“学生没钱交学费,我垫上,那有什么办法呢?”
“我本身就是山里人,要是调走了又怕大城市老师不愿意来,就留在这里呗,有什么办法呢?”杨生祥说他从来没有向领导要求过调动,哪里需要就去哪里。
对自己“粗”,对学生“细”
在大塘边小学教学点待了十多年,杨生祥不仅周一到周五留在学校上课,连周末也要留下,吃住都在学校。他指向远处的一个山头向记者说:“我家在那后面,以前走路要走5个小时,现在有摩托车了,也将近两个小时。”
“周末为什么不回家呢?”记者问。他说:“没事去学生家里做做家访啦,大概两周会回一趟家吧。”
由于粤北山区多石灰岩,喝的也都是石灰水,1993年,杨生祥就患上了肾结石。村里人都说他傻,得了病也不去治,一拖就拖了14年。“肾结石很正常,一点点的小毛病不碍事。”他说,“还要上课,不能为这点小事耽误了。”
2007年,他有一段时间一直高烧不退,终于决定去做手术,“一动手术,医生就说‘你的肾没用了,就给取掉了’。”
他对自己是有点“傻”。不过,对学生,杨生祥却是“粗中有细”:
教学楼外面贴的瓷砖由于年久松动,经常会掉下来,杨生祥自己扛着铁钎上楼去把松动的瓷砖都捣掉了。“怕砸到学生。”
他打开二年级唯一一间教室,告诉我们:“这里只有三个老师、三个年级,学前班8个学生,一年级11个,二年级5个。”记者发现,教室里的窗户都没有玻璃,风不时从光秃秃的窗框灌进来。杨生祥说他也想过重新把玻璃装上,“但是没钱。”
说话间,他不自觉地走到了讲台上,突然拿起一根教鞭,在黑板上点了点,开心地笑了。讲台上的杨生祥好像换了个人,神采奕奕,眼睛里闪着光芒。“我上课时就是这样。”他笑着说。
对孩子不公平,“但没办法”
谈起儿女,杨生祥脸突然把头扭向一边,再转过来的时候,泪痕清晰可见。
“2002年,我唯一的一个儿子淹死了。”杨生祥说。
当时,孩子在梅花镇上读初二,寄宿在学校。“出事的时候,刚刚考完期末考试,儿子跟我弟弟的小孩一起出去玩水,不小心落水淹死了。”杨生祥抹了抹眼泪,“当时我正在学校批改试卷,我弟弟过来拉起我就走,也不说有什么事,一直到了我儿子出事的水塘边……”
“只能怪自己。”杨生祥喃喃道。
儿子去世之后,妻子再也没来过杨生祥的学校,“她怨我,说这里不祥。”杨生祥很无奈。
不仅妻子,两个女儿曾经也很埋怨他。“大女儿只有初中学历,毕业之后就去东莞打工了。因为我没有时间回家,也没法给孩子辅导功课,老婆又不识字,所以当时女儿没考上高中,就很怨我,说我教别人家孩子却不辅导自己孩子。”
听到这里,记者忍不住问道:“这样对孩子公平吗?”
“我觉得这对孩子也不公平,但还是没有办法。”杨生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