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源下滑倒逼高教改革 寒门子弟上重点比例下降(4)

　加速！高教改革探索三大路径

　　生源下滑时不我待，高教改革任重道远。令人欣慰的是，高等教育改革问题已受到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2011年，胡锦涛同志在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我国高等学校要把提高质量作为教育改革发展最核心最紧迫的任务”，对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提出殷切希望。今年3月，教育部颁布《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对高等教育改革进行全面指导，高教改革的步伐悄然加快。半月谈记者调查了解到，高考招生改革、落实和扩大办学自主权、教师评价管理体制改革等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三大路径。

　　自主招生的改革步伐应再快些

　　“与其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高考的改革上，不如对大学招生允许做科学的多元的探索。”清华大学招办主任于涵对半月谈记者表示，考试只是工具，但现在变成了目的，所以现在的高考招生改革应该呼唤回归，重点在招考分离上下工夫。

　　2003年，部分高校开始自主招生试点。2011年，自主招生的试点学校已由最初的22所扩大至80所，且以“华约”、“北约”等高校联盟的形式出现，但“自主”的空间仅是获取了20分左右的高考录取降分资格。推行了近10年的自主招生一直广受诟病：貌似在增加考生选择权，实质上只是多了一次高考。高考的指挥棒没变，学生的压力更大，教学的应试性照常。

　　北京大学招生办主任秦春华认为，现有的自主招生给予降分优惠，仍然是按照分数录取。比较理想的改革方式是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不用参加笔试。但这种方式又因为涉及教育诚信和中高等教育衔接问题而不被外界看好。

　　厦门大学教授别敦荣认为，自主招生涉及的生源只有几万人，这和整个高考生源相比非常少。实际上，高招录取制度需要放开，需要加生源，招生口径应该更宽、更具弹性、包容性更强。

　　2012年，被外界认为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试验田的南方科技大学获教育部“准生证”，其被教育部批复的当年度招生方案也备受关注：采取基于高考的综合评价录取模式，高考成绩占60%，高中阶段的平时成绩占10%，南科大自行组织的复试成绩占30%。

　　这个方案与南科大校长朱清时的期望有一定差距，也远未达到大众对中国高招制度改革的期冀。山东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志业说，当前社会对南科大提出质疑，主要还是认为“自主”的程度还不够。那么高考成绩究竟应该占多大比例比较合适？这无法一概而论，“如果国家能放开确定高考占比的决定权，放手让各个学校自己来确定，将会是迈向理想自主招生的一大步”。

　　值得期待的是，今年3月，教育部颁布的《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提出，将深入推进高考改革，成立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研究制定考试改革方案，逐步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高校考试招生制度。

　　探索去行政化改革，终结大学“权力至上”

　　长期以来，政府对大学的行政干预过强，大学办得像政府，大学校长通过行政力量指派，大学内部以权力大小、行政运作的方式来配置资源，大学管理缺乏活力，更谈不上创新思维。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涂艳国认为，教育质量的背后是教育制度问题，最重要的是学校缺乏办学自主权。有了办学自主权，学校才能避免追求“大而全”的东西，才能避免千篇一律的教育模式。因此，必须真正推进教育管理制度改革，建立起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

　　为厘清政府和大学的关系，一些高校试图引进国际通行的成熟制度——理事会制，由理事会替代政府，成为学校的外部治理机构。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层面进行的合作办学，已经开始尝试这种模式。例如由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合办的联合国际学院，由浙江万里教育集团和英国诺丁汉大学合办的宁波诺丁汉大学等。而国内办学中，南科大在成立理事会上，迈出了第一步。

　　由于是深圳市政府创办，南科大的理事会成员由来自市政府的官员、学界、商界代表组成。朱清时比喻：“理事会相当于学校老板，它代表市政府，但不会干预我们的日常事务。它只是决策学校每年一度的大事，如财务预算的审批、正副校长的选拔等。这是去行政化的一种重要方式。”理事会制下，学校没有行政级别，校长、副校长和各个部长、主管都没有行政级别。在此基础上，为确保“教授治校”，南科大成立初就建立了教授会作为教授自治的团体，学校所有的学术评价都由教授会来决定。

　　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王运来建议，应以立法形式确定大学章程，明确学校公共经费的拨付方式、大学治理的架构以及理事会的人员构成、遴选方式、任期、决策、问责等一系列核心问题。南科大的改革还未到达这一步，但已经体现了现代大学制度的改革方向。

　　推行事业新机制，改变学术量化评价体系

　　目前，绝大多数国内高校以论文发表数量、科研课题数量、得奖数量来评价考核教师，把它作为职称评审、学术判断的核心指标，导致学术追求的畸形发展，论文抄袭之风严重，垃圾论文泛滥，学术腐败屡禁不止。

　　为了扭转学术量化评价体制带来的种种弊端，不少高校开始探索新的评价标准。在浙江大学，甘坐冷板凳、潜心从事基础研究的教师，将得到学校“特殊待遇”，无后顾之忧地在前沿领域自由探索，享受高于所在学科同类教师平均水平的固定津贴或年薪；6年的支持周期内，无须参加年度考核，期满后由学术专家进行“同行评估”。这是浙江大学最近出台的“人才新政”中的创新举措之一。

　　中山大学在充分重视教学的前提下，不硬性要求青年教师每年发表论文的数量，不以量化管理遏制他们的创造力。在中大，30岁出头，甚至30岁不到的教授、副教授并不少见，一些年轻学者组成的学术团队已经引起国际学术界权威人士的关注。

　　中山大学校长许宁生说：“对青年教师培养的最终落脚点是教学。他首先应该是个好老师，把自身的研究成果转变为学生创新的土壤。我们的改革目标就是让青年教师把精力放在本科教学中。”(半月谈记者 郑天虹 李江涛 廖君 许祖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