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热引中国教育界反思 深层改革创新无可避免(2)

　　国外教育怎么选？

　　《小康》：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基础教育优于美国，而美国的高等教育比较富有创造性，所以最佳受教育结构是中国的基础教育加上美国的高等教育。

　　路军：我认为这样的认识是有问题的。在中国，低龄的孩子过早背上了沉重的学习负担，因此基础教育对“度”的把握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有人提出，小学阶段，主要的任务可以说就是：等孩子长大！这句话虽然有些矫枉过正，但也有一定道理，因为儿童阶段最重要的任务是生理、心理的全方位成长。

　　美国的高等教育虽然好，但千万不要认为到了国外就自然能够学好，以英语为例，如果没有一定基础就贸然留学，在短期内是很难跟上进度的，而且美国高校“宽进严出”，绝不是上了大学就高枕无忧。以哈佛为例，四年下来，不能够按期毕业的学生多达40%左右。那些自控力和承受力都比较弱的中国留学生会很不适应，难免遇到这些挫折，甚至导致恶性循环，自我封闭，自暴自弃。

　　《小康》：路老师为什么要送孩子去美国读书？而不是去其他国家？

　　路军：美国社会虽然存在不少问题，但整体上看，确实有其非常独特的先进性。作为一块幅员辽阔的新大陆，它一直是移民国家，包容性也非常强。而且美国的教育既具有科学性又充满活力，为孩子提供了非常自由的成长空间，推崇创造力、想象力的培养，在全球都非常突出。单从美国各大学诺贝尔奖得主人数上，就可以看出美国教育的伟大成就。而且，在这个开放的、自由的移民国家里，我们作为外国人有更多机会融入他们的社会，有更多的发展潜力和空间。而欧洲社会就相对封闭，给移民、留学生提供的工作机会相对较少，这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小康》：世界级学校选拔学生的标准是什么？

　　蒋佩蓉：世界级高校寻找的学生，不只要聪明的大脑，更重要的是拥有高尚的人品、较高的情商和较强的抗压能力，也就是新时期的“4Q”。因为他们认为，只有4Q(智商、情商、品商、逆商)健全的孩子，才有绝对的优势在全球化竞争中脱颖而出。

　　首先要教会孩子面对不公平

　　《小康》：一个人成长中最主要的教育是要靠谁来完成？对于有条件的家庭来说，送孩子出国留学是必须选择吗？

　　蒋佩蓉：教育体制是次要的，家庭教育才是主要的。父母是教育孩子的最佳人选。留学绝对不是必须选择，而是很多选择之一。出国能够让人生更丰富，但是很多从来没有出国的人也过得非常丰富。

　　路军：家长对孩子的教育非常重要，但做家长其实也是需要学习的。在美国，家长普遍接受过关于家庭教育的辅导，孩子入学后，学校也会对家长进行深入指导，因为学校基本是以学区为单位的，学校的经费往往来自于学生家长的纳税，所以家长对学校的发展也很关心。同时孩子也会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其中“社工”组织起到了很大作用。

　　出国留学并非必须选择，但如果各方面条件都具备，我个人还是比较赞成出国留学的，如果一个家庭有这方面的计划，就要提前训练孩子的独立生活、独自处理问题的能力，学会人际交往，善于应对各种压力。另外，最好让孩子对传统文化有更深的认识和了解，把文化根基打得更为牢固；能够掌握一些有中国特色的技能，比如烹饪、书法、太极拳。这对将来结交朋友，融入当地社会，甚至是业余时间打打工都大有裨益。

　　《小康》：2012 年“中国教育小康指数”调查显示，六成受访者认为中国教育“不公平”，留学热是否会加剧一部分公民的这种“不公平”感受？

　　蒋佩蓉：体系的把关者把高考看成“公平竞争”的工具，这反而更让人觉得不公平了。人的出生背景、家庭条件永远不会平等，生活也永远不会公平，所以我们从来不会教孩子需要为自己争取公平，而是教导他们如何面对不公平，处理生活中的不公平。“公平”是一个谎言，但“公正”却是我们这个社会需要追求的理想和梦想，对教育而言，就是要让每个人都能根据他的潜力和才能，接受教育、被培养。

　　高校要在竞争中“重塑自我”

　　《小康》：国外的私立高校数量多、比重大、教育质量高，而中国的民办高校却面临着许多发展困境，中国可以“复制”国外私立高校的发展模式吗？

　　路军：我认为不可以，因为基本的社会土壤都不一样。在国外，私立高校是被社会认可的。但在中国，很多毕业于民办高校的学生取得的学历往往不被社会认可，或者是不被用人单位承认，在这种情况下，民办大学怎能有好的发展呢？

　　失去了最基本的基础后，大量的民办大学就向公立大学靠拢，它们的一些专业也得到了教育部的认可，并从教育部拿到了招生指标，学历也被教育部承认，如此才能招到更多的学生，才能得到家长和考生的承认，这就叫“民办公助”，大量的独立学院就是这种特点。

　　这两年，随着高考人数的下降和高校招生人数的增加，不少省市的高校录取率都达到了70%以上，民办高校的生源主体都是那些没考上国办高校又想上大学的考生，而现在公立高校都面临着很大的招生压力，民办高校招生空间更是受到了挤压，除非它有比较独特的教育内涵，或者就业情况非常理想，才有可能在更为激烈的高等教育中有所发展，否则相当一部分就会被淘汰出局。据我了解，民办教育目前正面临洗牌，相当一部分民办高职院校的招生都面临严峻压力，这是不容回避的现实。

　　还有一种正在尝试的高等教育模式，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例如宁波诺丁汉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以及去年落户浦东正在建设中的上海纽约大学，它们在国内整体运用了国外的教育体制和教育内容，极大地节省了教育成本，让我们的孩子跟中国的本土文化有了更充分的融合，而不至于断裂。这样的选择当然是一个两全其美的选择，可以说是“体制内框架下的一块特区”。

　　《小康》：留学热可以给中国教育带来哪些反思、影响，或者促进？

　　路军：留学热已经引起了中国教育界的反思，这本身就是一个倒推式的压力，国内的教育体制、教育观念确实应该在这样的压力面前有所反思和改进。但改变还要假以时日，这也是有社会责任感的教育界同仁们的一个努力方向。

　　具体说到中国的高等教育，非常缺乏可迁移技能、综合适应能力的教育，对一个人思维能力、创新能力、交往能力、社会适应能力，乃至价值观和公民综合素养的培养，是中国高等教育体制的一个很大缺口，也是一个亟须弥补的短板。

　　蒋佩蓉：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教育以及知识的获得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一些世界顶尖的大学，都将自己所有的课程放到互联网上，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网络，聆听世界各个领域顶级大师的讲课。

　　曾经壁垒森严的象牙塔如今已门户洞开，在日益开放和竞争激烈的全球教育市场中，高等院校在拼命地重塑自我，想方设法吸引优秀的学生。我在中国观察到一些趋势，一是高考作为一种平等的象征依旧被保留，但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家庭由于能够承担得起其他教育选择而让孩子远离高考，当然其中也包括留学，这种变化已然发生，并趋于加快；二是中国的大学面临着或变革、或消亡的抉择，当一所大学除了升学率或平均分以外毫无特别之处时，它将面临着消亡的命运，因为它无法激发人们的归属感或集体认同，毫无特色也就意味着毫无希望；三是尽管看起来形势严峻，但竞争却有利于中国大学的发展，因为生存危机将促使大学采取更为迅速而有效的改革，改变目前由于垄断而形成的固步自封的局面。(记者 鄂璠 《小康》特约撰稿冯薇，实习记者许多、傅旦妮对本组报道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