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制造了“农民研究生”的悲情

　　谁制造了“农民研究生”的悲情

　　河北人苗卫芳2008年考取河北大学研究生，毕业后，苗卫芳没能找到一份理想的“铁饭碗”工作，最终回到村里种地。苗卫芳回乡后，其父苗风山感觉压力巨大，选择了服毒自杀。一些村民以苗卫芳为“反面教材”教育孩子：“看他，这么多年学都白上了，以后不要跟他学。”(10月17日《河北青年报》)

　　类似苗父的失望，在大学生甚至研究生“过剩”的时代背景下，已经不是在农村家庭首度上演。当家庭“鱼跃龙门”希冀遭遇梦碎的残酷现实，未免沮丧失意。“想到了开始，却没有想到结局”，越过龙门，未必是浩瀚广阔的大海，更多时候却是职场和命运的泥沼，理想与现实的反差，苗父的抑郁，也是大部分寄希望于“知识改变命运”的读书人及其家人的抑郁。

　　如果不是回家务农、老父抑郁自杀，苗卫芳的成长轨迹，很可能成为“知识改变命运”的典型范本。一路坎坷却孜孜不倦的求学之路，其毅力和耐心非一般求学者所能及。如果说，那些高考的老年考生只是带着“玩票”的心态，那么大龄求学者苗卫芳的奋斗却是实实在在地为命运改变而战。但遗憾的是，来之不易的研究生学历非但没有给他的命运增加色彩，对于他的家庭而言，彼时的荣光却成了此刻羞辱性的存在。

　　毋庸置疑，类似的悲情需要归咎于教育体制和人才机制。教育的工业化生产方式，让人才显现出同质化的特征。研究生苗卫芳，不过是人才培养流水线上众多同型号的螺母罢了。而年龄大、表达能力差、形象气质不佳、家庭背景差等先天不足，更意味着他是同质竞争中最容易被取代的螺母。如此，苗卫芳陷入命运的泥潭在所难免。

　　但，体制之弊又并非造成苗卫芳悲情的全部原因。背负家庭的期望，活在现实的眼光中，大龄研究生苗卫芳的生活被外在的评价体系所绑架。“活在别人的眼光里”，是当下精神世界的困境。从小到大，我们很多人似乎都是为外界的评价而活，为了长辈们的希望而奋斗。人格的普遍不独立，也就造成了精神世界的无限纠葛。同村人的闲言碎语以及老父抑郁自杀的行为，实际上都是对独立人格的绑架。而在现实的生活中，之于人格和理想，我们每个人都在绑架者与被绑架者之间不断地进行角色转换。

　　苗卫芳的梦是文学创作，但在个人理想和独立意志被大时代裹挟的时代，个人的命运也就难免颠沛流离。“农民研究生”的纠结和悲情，其实是这个时代所有追梦者的悲情；自杀父亲的抑郁，恐怕也是这个时代不少父辈的抑郁。“儿孙自有儿孙福”，当人们回归独立意志，当人们学会尊重他人理想的时候，类似的纠结和悲情恐怕才可以避免上演。(时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