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认为不宜将还“公平”债的重心过多压给教育

　　北上广异地高考方案难于具体化，几乎都是由于教育改革与新的人口管理政策不配套。它显示出，对迅速膨胀的大城市人口管理，及如何减缓人口高度集中趋势，相关部门尚缺少充分考量与准备

　　回想起来，“异地高考”从民间的吁请改变，到2012年底各省推出方案成为可以操作的现实，脚步快得有些不可思议。

　　虽然被称为“高考洼地”的北上广，为了赶上2012年初教育部门承诺的“年底之前”期限，都只能给出一个过渡性或框架性的方案，而最终的门槛究竟有多高、哪些外来孩子能够在几年之后受益，仍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但是，现实中和网络上，一些有本地户籍的和外来孩子的父母们还在紧张忧虑，互相辩论，并向方案的制定者们施加着压力。

　　“压力太大了。无论北上广方案如何制定，恐怕都难免要挨骂！”上海的异地高考方案公布前，一位教育界人士苦笑。

　　“我也是外地人，但还是不希望有太多外来人和我的孩子挤占教育资源。”一个10年前通过人才引进渠道落户上海、孩子幼儿园在读的家长坦率说道。

　　2012年在上海，两大人群之间的利益冲突时时被上升到“文化”层面。本地人的“排外”、“小家子气”与外来务工人员的“超生”、“不良习惯”等话题，沉寂许久之后，又被高频提及，时常演变成充满怨怒、夹缠不清的民间口水仗。争吵的双方似乎都忘了，这座城市的义务教育阶段，已有50多万外来孩子在读，四成中小学学生没有本地户口，一二年级学生中外来子弟甚至超过了50%。

　　2012年夏，我曾因采访走进闸北区第三中心小学。这是本地一所兴办了60年的老牌公办学校，如今在校生里约半数是外来人口。一样的校服，一样天真可爱的笑脸和标准普通话，一样会在擦身而过时礼貌问候“老师好”，分不清什么外来本地、城里乡下。孩子们七嘴八舌地告诉我，班上谁成绩最好，哪个同学关心集体，谁和谁是好朋友。

　　读三年级的小浩宇因为同桌是安徽人而在地图上找到安徽，还羡慕同桌“能回老家玩”——没有父母辈的历史成见与心理隔阂，也没有那么多功利的、“文化”的计较。而那些外来孩子中，不少是从小就随父母生长在城市，乡村成了只在逢年过节才回去的遥远之地，即便短暂“留守”，最终的归宿也在城市里。

　　见过这些就会明白，所谓“异地高考”的变革，已是势在必然。只是，每一次改革都会带来利益的重新分配，而改变凝固了几十年的高考政策、大学招生格局，关涉家家户户、关涉中国人最为重视的儿女教育和前程命运，又正值人们维护个人权益意识空前强烈的社会时期，它所激发起的恐惧不安、不公平的担忧，自是格外强烈。

　　仅有指责与怨愤是不够的。表面看，这只是一个教育问题，向更深处看，却是牵一发动全身的复杂系统工程。利用这次政策调整，我们要还的是近几十年快速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对农村、农民的积欠，是对大城市仍然铁板一块的户籍管理制度和捆绑福利保障体系的反省和清理，也是对政府能否科学统筹规划区域社会发展的真正考验与挑战。

　　北上广异地高考方案难于具体化，几乎都是由于教育改革与新的人口管理政策不配套，它显示出，我们的政府对于正迅速膨胀的大城市的人口管理，以及如何减缓这种人口高度集中的趋势，尚缺少充分的考量与准备。

　　固化了几十年的制度一朝松动，多半会有多米诺骨牌一般的效应。我不太担心北上广会“洼地依旧”，却担心一招不慎，会让“教育公平”的变革带来新的机会不公平。高考毕竟只是教育中的一道关卡而不是教育本身，前端的薄弱、有失均衡不能寄望于在这一道关口松动换来平等甚至优待。一个社会，如将还“公平”债的重心过多压在教育身上，原本已够沉重的教育说不定会更加步履踉跄，迷失所往。

　　（本报记者 姜泓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