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涉嫌抄袭暴露学术不端之恶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暨南大学校长刘人怀日前在一次会议发言中说：“广州两所知名高校的校长，博士论文百分之七八十是抄的。校长作弊，这是耻辱！”他还指出：“教授作弊的现象也很多，包括大学的名教授，老师抄学生的，拿学生的论文去发表的，再这样下去广东的大学就坏掉了。”显然，高校学风问题已到非治不可的地步。

　　媒体在报道时用了“一语震惊四座”的措辞，这多少有些夸张了。其实中国学术界的各种学术不端行为，早就不是新闻了。大学校长卷入学术丑闻中，也时有所闻。对于学术不端行为，人们已见惯不怪，难以“震惊”了。

　　同其他行业存在的诸多不端行为一样，人们不会无缘无故地造假，总是因为有利可图。目前高校学术不端行为时有发生，归根到底还是想在学术资源的分配上多分几杯羹。高校当下的利益导向，可用两句话概括，一曰项目为王，二曰发表为大。项目越多，项目主持者掌握的资源越丰厚。现在高校当中，被称为“牛人”的，就是那些主持了多项高层次课题的研究人员，这个不用多说。关键是对学校来讲，更多的、更高层次的项目意味着学校在经济上、声誉上以及其他诸多方面的提升，进而是办学成绩和政绩的提升。所以学校在职称、行政职务、奖励等内部资源分配的导向上，又极大地向“牛人”或者培养“牛人”倾斜，鼓励更多的人，拿更多的、更高水平的项目。而“项目为王”的前提又是“发表为大”，也就是说，只有发表了更多的、更高层次的论文，才能拿到更多的、更高层次的项目。

　　一般来讲，大多数的科研工作者还是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做学问、发文章，然后争取项目。但也不乏有人走捷径，又想要获得更多学校内部和外部的资源，又不老老实实搞研究，于是乎各种歪门邪道纷纷出笼，拉关系、走后门，抄袭、剽窃、造假、侵占他人成果，等等，不一而足。其中，抄袭、剽窃是最常见、影响最恶劣的一种行为，严重地破坏了学术体制的公平性。

　　可见，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生，有其深刻的体制因素。但我们不能倒着推论说，因为体制有问题，就可以剽窃，就可以抄袭，就可以行学术不端之事。事实上，“项目为王”的学术体制，在其他国家也存在，也深受批评，但批评主要集中在这一体制有碍创新、有碍学术研究对社会做出更大贡献等方面，很少有人将其跟学术不端联系起来，因为在国外，学术不端行为与这个学术体制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为什么相同的学术体制，在国内就催生了大量的学术不端行为呢？这就要归因于富有中国特色的一大现象，即对学术不端行为惩罚力度极小，学术不端的成本很低，因此产生了负面激励，导致这一行为的泛滥。两名校长涉嫌抄袭，刘院士知晓，按常理推测，相关部门也应该知晓，但目前没有听说相关调查和处理的详细消息。在德国，国防部长因为抄袭而丢掉了乌纱。而在我们这里，公众可能连抄袭者的名字都不知道，这样，学术不端行为又如何消除得了呢？

　　因此，对于学术不端行为的防范与惩治，应该探索建立一种更为合理的学术运行机制，而在之前，更为重要的问题，是维护现行体制的公平性，这样，才能将其合理性最大限度地发挥，而将不合理性压缩到最低程度。而我们恰恰是在这方面出了问题。(周 云 华南理工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