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委员：我国缺乏与时俱进的打击惩处机制

　　本报记者 雷宇

　　一位同行的故事引起了高抒委员的警觉。

　　几年前，这位同行接到一个“学术会议”的通知，到广西某地参加一个“低碳经济发展”研讨会，通知还称将有大牌专家作重要报告。

　　开会时才发现，根本没有大牌专家。更滑稽的是，一群人不知所云地聊了近两个小时，然后去境外旅游，花了几天时间，缴纳费用9000多元，比直接旅游贵出将近5000元。

　　不过，这位“上当”的同行并无损失。在科研经费里，本身就有学术活动的钱，根本不需要自己掏腰包。

　　这两年来，这种“变相旅游的学术研讨”邀请函在高抒的邮箱里每年最少有30封以上。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科技投入天翻地覆：新中国成立之初，1953年财政科技投入只有5600万元；2008年全国财政科技投入超过2400亿元。2008年和改革开放之初相比，科研经费增长了40多倍。

　　两会上，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委员高抒教授发出警告：随着经费的急剧增长，科研领域的欺诈现象也愈演愈烈，如果不能及时遏制，腐蚀的将是整个学术界。

　　科技欺诈的手段隐蔽，外行难以发现

　　高抒像做科研一样对这一课题进行了专门的调查研究。

　　在他看来，科技领域的欺诈行为有多种，其目的大多是为了骗取科技经费，并将其转化为黑钱；诈骗手段高明一些的，在骗取经费的同时，还要骗取学术荣誉。

　　高抒注意到，一些人用质量低劣的、甚至是伪造的数据，炮制假冒伪劣的文章，骗取学术声誉，进而骗取经费。

　　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井冈山大学造假事件”。2009年12月，国际学术期刊《晶体学报》发表社论，将井冈山大学两名讲师刘涛和钟华的70篇论文一次性撤销，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学术界的国际声誉。

　　高抒随后了解的情况则是，两名造假者伪造数据发表论文，是为了获得高额奖金。“由此带来的更大危害还在于，科技界还要花费很大的成本去消除假成果造成的恶劣影响。”

　　但暴露出来的仅仅是少数。去年7月，中国科协发布了5年一次的“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这份问卷量达3.2万人次的报告展示出一幅更加“宏大”的图景：调查显示，分别有43.4%、45.2%和42.0%的科技工作者认为当前“抄袭剽窃”、“弄虚作假”和“一稿多投”现象相当或比较严重，认为“侵占他人成果”现象相当或比较普遍的比例高达51.2%。

　　近年来，从科技部到地方，设置了众多的奖项，其目的是为了激励科技工作者，“但欺诈者的目标也瞄准了科技奖励，因为评奖能够带来名利”。

　　首先是包装虚假成果。“三鹿奶粉事件”中，其获得的国家科技奖的成果居然把婴幼儿扼杀在摇篮里，背后就是拼凑虚假成果，骗取科技奖励，这样的大奖不仅有各级政府的奖金，同时为企业带来更多的无形收益。

　　翻看教育、科技主管部门的评奖，高抒还发现了另一类“虚假成果”：成果本身可能是真实的，但成果的拥有者被调了包。比如一些研究文学的高校领导，可以在数学领域作为第一申报人拿奖，或者工科专业的跨到了理科。

　　“这些行为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奖励的公正性，使得广大科技工作者对各种奖励抱有怀疑甚至反感的态度。”

　　更大的骗局是用夸张的“假说”、“观点”，炒作耸人听闻的“推论”，来骗取项目立项。

　　随着国家科技投入的增长，高抒听到一些手握拨款权力的领导说，经费有的是，只要有好的想法就可以给钱。

　　“其间的危险就在于，科技的细节就像魔鬼，外行根本难以发现。欺诈者的策略是提出一个毫无根据的观点，或者从别人那里抄来一个假说，然后不顾逻辑地编造出一些‘成果’，经费拿到手里，最后往往是以‘科学要宽容失败’为由搪塞了事。”高抒说。

　　我国科技打假机制滞后

　　有与会的政协委员调查发现，一所“211”大学每年仅科技奖励就在500万元左右，这样的高校上百所，仅一成经费因造假流失就数量不菲，这还不包括总量更大的各项拨款。

　　据“汉芯事件”举报人回忆：2002年，陈进骑的是一辆自行车；汉芯发布之后，不到一年，陈进就花30万元买了一辆别克君威；2004年，君威又变成了宝马。买“马”的钱正是其骗取的科研经费。

　　让高抒痛心的是，“一些欺诈者最初都是正派的科技工作者，在监督系统近乎失效的状态下开始逐步蜕变。”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与会委员也表示，就在自己身边，经常有年轻的同事交心谈心：在实验室、在野外艰苦工作，所得的成果虽然是干货，但是与造假欺诈的“成果”相比，在数量上难以匹敌，别人随手一改的成果，可以拿去发SCI论文，评教授、博导，年年拿上百万元、上千万元的课题，“造假欺诈的诱惑太大了，都不知道哪天会失去定力”。

　　“科技领域的欺诈行为比社会上的诈骗行为更隐蔽，损害的是国家利益。科技工作者个人不具备与欺诈行为进行斗争的条件，必须要有外部力量介入。”高抒认为，传统观念总是把科研领域看成象牙塔，事实上，科研工作者也是普通人，也面临各种生存压力，仅依靠职业道德上的自律，在现实面前往往不堪一击，关键还在于法治，“对欺诈行为要有应有严厉的惩罚制度，构成刑事犯罪的，应予严惩。”

　　韩国“克隆之父”黄禹锡造假事件后，不但首尔大学撤销了其教授职务，韩国检察机关也对黄禹锡及其科研小组进行调查，认定他欺诈挪用“政府科研资金”，对其提起公诉。

　　相比之下，我国法律在打击学术造假方面明显滞后，追究学术造假者的刑事责任一直没有下文，甚至被骗取的科研经费也难以追回。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中科院院士王志新表示，我国科研经费近30年来急剧增长，但是在经费的管理上，还延续着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操作模式，缺乏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打击和惩处机制，一些科学家能力有限、欲望无限，这必然导致大量腐败滋生。

　　“事实上，对欺诈者的宽容就是对科技工作者的大不宽容和大伤害。”高抒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