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了，学生放假随打工父母回老家。在他们常住的异乡土地上，他们学习和玩耍的校园，他们栖身的学校，却正在和被拆迁的命运搏斗。他们的学籍卡、疫苗接种卡，甚至他们继续上学的机会，都面临险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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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粉红色棉袄的小敏正站在学校门口向里张望着，她不敢走进去。校园里面，小伙伴们曾经在趣味运动会上进行拔河比赛的麻绳，正被一群施工人员用作砍柳树的工具。

　　这是一所民办的打工子弟小学，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奶西村，叫文德学校。这里的学生几乎全部是外地来京打工人员的子女。家长们选择了这所学校，因为他们可以承担在这附近便宜的房租，尽管这里距离北京的心脏很远，他们只能住在没有暖气的平房里。

　　小敏今年上六年级，“爸爸是开车的，妈妈在面条厂”。她来到文德学校刚刚一个学期，因为她此前在朝阳区雷桥村就读的另一所打工子弟校已经被拆迁了。新学期过去，她开始交到新朋友，却还来不及记清自己的新老师叫什么名字。

　　“学校怎么了？”小女孩看着这一切，瞪大了眼睛问。

　　文德学校的校长崔克忠就站在一旁，但他也无法给出答案。这一天是2月7日，农历腊月廿四。前一天刚刚下过一场大雪，“如果进得去，每次下雪都是我扫校园。”这个40多岁的东北男人望着被大雪覆盖的教室屋顶和操场地面说道。

　　但半个多月来，他只能这样站在校门外望着自己的心血。据他回忆，从1月19日开始，学校的大门就被人锁住。有人告诉他，“是村联防上的锁”。2月7日上午9点，他来到学校时，校门刚刚打开，某施工队蜂拥而入。他跟在施工人员的后面，才得以进入这所他已经营了7年多的学校。

　　他知道，这个学校保不住了，要拆了。

　　根据北京市朝阳区于2009年7月召开的“推进城乡一体化暨土地储备工作动员会”，朝阳区“将启动26.2平方公里农村地区的土地储备”，文德学校所在的崔各庄乡就位于其中。奶西村村委会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尽管他们并未接到关于腾退和拆迁具体时间的通知，但因为政府预计在今年年中进行拆迁，因此已经“开始着手准备了”。

　　这些准备就包括村集体于1月中旬解除与崔克忠的房东张啸(本村村民)的合同，收回文德学校所在的“地上物和地”。该工作人员称，他对文德学校内正在进行的施工并不了解，有什么问题“应该找房东谈”，但那里“确实是我们集体的地方”。此时，距离崔克忠与房东的租赁合同到期还有3年时间。

　　崔克忠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村里在锁门后限他3天腾退。“那么多桌椅、设备，我怎么腾退？我没有接到正式的拆迁通知。”

　　重新进入学校，他发现，自己的校长室像是经历了一场洗劫。门玻璃被砸碎，教材、试卷、教具、抽屉被撒了满地。一不留神，就可能踩到几沓从箱子里倒出来的学籍卡。两位曾经获得第一届新公民园丁奖的老教师的获奖留念也被扔了出来。孩子从老家带过来的疫苗接种卡，散乱地摊在地上。

　　没有人声称为这强盗般的行径负责。崔克忠小心翼翼地把散落在地上的疫苗卡捡起来，“这要是给孩子弄丢了怎么办？”他一直重复这句话，“早知如此，还不如让孩子带回老家。”

　　但这几乎是无法实现的。当他被宣告必须腾退的前3天，这所小学就已经放假了。直到现在，那些回老家过年的家长和学生还不知道，等到春节结束，孩子就可能无处求学了。

　　文德学校一共有200多名学生，而这所学校几乎是整个崔各庄乡面临拆迁的打工子弟校中学生最少的一个。据朝阳区教委社会力量办学管理所所长张连海介绍，崔各庄乡将要被拆迁的学校大概有20多所，学校人数多则1000多人，少则200余人。

　　几所打工子弟校校长告诉记者，他们没有办法通知家长“开学别来了”，因为打工者一旦回到老家，往往都会立刻停掉北京的手机号，换成当地号码。

　　“正月初八来上学的孩子怎么办？难道要看着铲车推平学校吗？”一位校长激动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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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学校这一次遭遇的困难，是在整个办学过程中最艰难的一个——或许也是最后一个。

　　中国地质大学的志愿者易国强在打工子弟校做志愿者时，觉得这里“条件比我们农村老家的小学还要差”。另一位来自外企的志愿者胡搏第一次看到校舍，几乎认为这是“毛坯房”，“水泥地和墙面甚至都不平，讲台就是用水泥砌了个台，黑板只是涂了几层黑漆”。

　　在一堂名为“我们的城市”的课上，胡搏发现这些孩子只有在逢年过节时才能吃一顿麦当劳，但她同时也发现，“这里的学生看上去挺快乐”。

　　这些孩子的父母从各地来，在北京城里从事着最底层的工作，做装修工人、计时工，或者以卖煎饼、捡废品为生。在文德学校，许多孩子在家庭地址栏中就填写着“奶西市场”。在这片平房中，这些家庭能用每月200元的租金安置一个“家”。

　　打工子弟校的校长和老师们必须因为学生的特殊情况而将学校改变得更适合他们。在北皋实验学校，因为打工者下班都很晚，学生可以在老师的陪伴下一直待到晚上8点半，校长李俊山总是担心“他们回到家一撂下书包就去黑网吧”。

　　在文德学校，崔克忠几乎叫得出每一个孩子的名字。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打工者们常常搬家，这里的孩子流动得太快，“能在这念3个学期就算时间长了”。易国强也发现，每一次在这里做志愿者，“总有一些过去熟悉的小朋友不见了”。

　　但这个校长还是要求老师们时常进行家访，因为“每一个孩子的家庭都不一样”。他们为一个男孩免掉学费，因为他直到六年级“几乎没穿过新衣服”，常常穿吊脚裤，甚至是妈妈的女式毛衣。这个男孩现在在这所学校里读他的“第二个六年级”，因为家里担负不起他上初中的费用，于是就恳求校方让孩子在这里一直念下去，“念到能出去工作”。

　　崔克忠的妻子祝欣老师总是记挂着另一个女学生。据说，她的父亲好逸恶劳，女儿13岁的时候，就想给她“说人家，拿彩礼钱”。为了保护这个女孩，祝欣把她接回自己家里住了一整个学年。没想到，假期时，女孩回到爸爸家里，就再也没了消息。最后祝欣听说“她才16岁就成了两个孩子的妈”。

　　“我们投入越多，就越伤心。”崔校长站在校门外望着自己的学校。2009年9月，他刚刚将这里重新装修一番，教室外的墙上涂着孩子们喜欢的红色、黄色和蓝色。

　　可是现在，柳树的树枝已经被砍光，孩子们再也不可能在夏天里坐在柳树下读书了。本来崔克忠还想多盖几间教室，但校园西侧刚刚搭建的钢筋也已经被迅速地拆除。施工队的一位指挥人员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这里要全封起来，盖三层楼。”但他不肯透露究竟被谁雇用。

　　“看到你们这里，我心凉了大半截。”北皋实验学校校长李俊山看到文德学校的现状后说。他收到的不是一把锁，而是崔各庄乡政府下达的《关于提前做好拆迁腾退中停止办学的通知》，要求“2010年2月底前上述村域范围内的非住宅房屋土地腾退搬迁工作结束”。

　　这位开办了两所学校的校长常常说：“咱不关心国家大事，咱也关心不了。”但这一次，“大事”将渺小的个人遮蔽了。鲜艳的红色条幅挂在了实验学校的院墙上，“响应腾退政策，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