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高”一“低”群体的保障,仍是许多地方保障房政策与供给的短板。“高”,是指城市发展需要的人才;“低”,是指浮萍般寄居在城市、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
广州今年投入保障房建设资金可能多达89亿元,建设4.3万套保障房。其中60%为公租房,缓解当前“夹心层”买不起房的困局;10%为廉租房、10%为经济适用房、10%为限价房。
住建部本周内将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计划单列市签订《保障性住房目标责任书》,完成1000万套保障性安居工程住房的分配任务,并告知各种问责办法。“军令状”签订之前,各地纷纷传出加大保障房建设力度的消息。
不断传出的利好消息,无疑是从愁云密布的楼市间拂来的缕缕春风。2010年全国保障房任务是580万套,2011年是1000万套,而2009年全国商品住房的交易量也不过800万套,按这种速度,在不久的将来,保障房总供应量将高于商品住房。保障性住房唱主角,不但公众剧烈的“房痛”可得到某种程度的缓释,社会福利水平、和谐指数也将进一步提高,因此住建部部长强调这不仅是经济任务,更是一项“政治任务”,可谓切中肯綮。
针对由低到高的不同收入群体,从棚户区及危旧房改造、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公租房到限价房,以不同梯级,建立分层次、多形式、全覆盖的体系,以满足不同群体多元化需求,是住房保障的大势所趋。只不过,需要保障的群体千差万别,情况因时而变,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制订、执行也当因地制宜、与时俱进。审视目前各地的保障房政策与供给情况,除了土地供给、资金来源、建设意愿等大义外,仍有许多细节需要重视,如不同品种保障房的比例是否合适、保障覆盖面是否最大化、分配的公平如何确保等等。别的暂置不议,对一“高”一“低”群体的保障,仍是许多地方的短板。
“高”,是指城市发展需要的人才。在整个保障房体系中,这是档次最高的一部分。“高不成,低不就”是人才在城市生活的真实写照——动辄数百万的房价,是一道难以跨越的坎,而现行的保障房制度又难以惠及他们,使得他们“居不易”。人才留不住,城市发展堪忧,这是高房价的后遗症之一。有鉴于此,杭州、深圳等一些高房价城市,都曾推出人才安居房。如深圳规定,在深圳工作居住满3年的深圳籍人才,可按规定申请购买安居型商品房。而租住公租房或领取房补的人才则不受户籍限制。
毋庸讳言,广州或多或少也受到人才短缺的困扰。广州市人大代表崔书中日前表示,在高级人才方面,广州与北京、上海有相当差距。主要表现在:人才结构和布局有待优化,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匮乏,人才竞争比较优势不明显,人才资源开发投入不足等等。广州要构筑国际人才高地,有诸多障碍需要清除,其中加大人才安居房的建设力度,为人才解决住房困难,让他们安居乐业,便是荦荦大者。
“低”,是指浮萍般寄居在城市、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许多城市分配保障房时仍以户籍为壑,这样的分配方式照顾到了拥有城市户籍的“内夹心层”,而忽略了广大的“外夹心层”,哪怕他们在城市寄居再久。随着楼价节节攀升,房屋租金水涨船高,这一阶层的居住需求的紧迫感日益凸显——民工难以安居,何来乐业?民工荒也就顺理成章。全国总工会日前发布报告,就建议将农民工纳入城镇公租房体系。广州于去年9月公布的《广州市公共租赁住房制度实施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拟打破户籍界域,惠泽外来务工者。知易行难,实施过程仍有许多困惑有待化解。
总之,保障性住房既要数量,更要质量;既要建筑质量,更要管理质量,力臻物尽其用、用得其所之境界,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练洪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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