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
1978年以前，小岗村的穷，是无法想象的穷。
当时的表述是，这是一个“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然而，当现年64岁的严宏昌将33年前的一个个细节讲述出来时，这样的形容仍无法完全概括当时的景况。
“总有靠不上的时候，靠不上就要饭。”作为一个13口之家的顶梁柱，这是严宏昌当时所能想到的唯一出路，“北到徐州，南到江浙，一家四分五裂，各往一个方向走”。
1974年，严宏昌26岁，正当壮年。“放不下尊严。忘了吃过多少次闭门羹了，我这个年纪出来乞讨，人家随便一句话就能让我噎在心上好几天。”严宏昌说。
当时的小岗村，还只是一个只有20户、115人的生产队，但因全村老小大部分都外出乞讨，早已是远近闻名的乞丐村。据严宏昌回忆：“小岗自1957年以来就吃国家粮，但一直到1978年从来没有为国家作出任何贡献。”
如今已67岁的严立华在讲述起当年的“穷”时，想了很久，竟不知道要如何表述，最后只告诉记者：“一年365天，300天讨饭。”
住牛圈，扒火车……记者在小岗村采访发现，这些名词几乎已成了村民们对那个年代的集体记忆。
变
后来，严宏昌作出了“改变”，他结束了乞讨生涯，转而到一个工地上去打工。那时候，他一个月最多能挣到200元钱。
1978年，由于从来就没完成过国家的生产任务，上面的工作组已经在小岗定点调研了多时，而小岗的生产队长，也几乎每家每户轮了个遍，但没有人能改变小岗。这一年，又到了重选干部的时候，公社和生产队都希望把严宏昌拉回来。
严宏昌在外打工的成本，是每个月交给生产队15元钱。而生产队要将严宏昌从一个“高薪”岗位上拉回来，也只能从这儿入手。“最早15元，后来加到30元、60元、90元，到150元的时候，我顶不住了，回到了村里。”在严宏昌的叙述里，这段故事颇有些英雄主义色彩。
回到村里的严宏昌也不“老实”。“那么多人都曾想过要改变小岗的现状，但没有人做到，这说明，要改变小岗，需要动一个根本的、模式上的大手术。”严宏昌说。
这时候，对严宏昌触动最大的是村里老人们经常提起的一个说法：“怀念1950年至1955年家家户户有土地的那段日子。”听着这句话，再联系当下生产队的现状——虽然大家都出工，但真正出力的人没有，“原本两亩的地，在耕种过程中就变成了1亩，荒了一半”。
严宏昌暗想，要救小岗，只能把地分到各家手中。然而，在那个年代，即便只是简单地将这个想法说出来，也是件麻烦事。从1978年9月起，严宏昌在出工期间悄悄将这一想法和生产队里的其他人进行沟通。
“收到的最多回应是‘怕’,因为这是犯法。”两三个月过去了，严宏昌和一些同意这一做法的村民都在做另一部分村民的工作。最终，以严宏昌答应“出来牵头”作为条件，20户人家才全部同意。
“一定要全部同意，只要1户不同意这事就完蛋。”回想起当时的心境，严宏昌坦陈，自己1个多月都睡不好。每当他心里产生一点点担忧，另一种想法就会马上盖过：“只要这么做，一定能赢，到时候只要用实际效果来说服上面就行。”
终于，11月24日下午5点多，18户的代表聚齐在了严立华家里。之所以选在严立华家，是因为只有他家有前后两厅，妻儿在后厅睡觉，他们在前厅开会。“我们赌过誓，连老婆孩子也不能说，谁说谁就不是娘养的。”严宏昌回忆说。
在纷纷杂杂地说了4个小时后，严宏昌拟下了这份改变历史的“生死状”，带头盖下了红色的印章。17户一家接一家地将自己的拇指压在了这张纸上。“生死状”的结尾写道：
“我们的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干部所指，即为严宏昌。
通
签下“生死状”当晚，18户村民就将生产队里的种子、生产工具分了，次日又进行了分田。30余年后，回想起来，严宏昌仍清晰地记得，分到田的村民心里的恐惧几乎一扫而空，积极性高涨。
险情很快就出现了。来年开春，村民开始在自己的田里劳作，而这一现象被邻村的村民看出了蹊跷——“集体劳动怎么能东一家西一家呢”？1979年5月，公社知道了小岗村擅自分田的做法，严宏昌干出成绩再向组织交代的想法几乎提前破产。
“挖社会主义墙脚，拉社会主义倒车，走资本主义路线”。严宏昌很快被撤去生产队队长的职务，并被扣上这3顶“帽子”。公社要求小岗生产队3天之内重新把田收回，否则就停止一切供应，包括牛槽贷款、化肥贷款、种子、群众的救济粮。
严宏昌没有屈服。而真正的转机出现，是时任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到村里查看了以后。陈庭元当时给公社书记的指示是：“就叫他们干一年试试看吧。”
1979年10月，小岗村打谷场上一片金黄，经计量，当年粮食总产量66吨，相当于全队1966年到1970年5年粮食产量的总和。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在一次重要谈话中公开肯定了小岗村“大包干”的做法。邓小平对这一大胆创举表示的支持传达了一个明确信息：农村改革势在必行。
记者问严宏昌，如果当时论罪判处，你会是什么结果？他淡淡一笑，“肯定是死刑。”
记者又问，庆幸吗？严宏昌感慨：“多亏了邓小平，多亏政策最终偏向了我们。”(记者 范传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