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价房、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分配设置户籍门槛多少可以理解，但公租房分配不应该再出现户籍歧视；公租房理应是中低收入群体的保障房，而不能变成名企精英的专用房；尤其是，公租房应当是面向社会的保障房，而不能是某些国企和行政事业单位员工的“特权房”。
9月19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讨论保障性安居工程特别是公租房建设。会议要求，公租房面向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和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单套建筑面积以40平方米为主，租金按照略低于市场价格的原则确定(9月20日《新京报》)。
中央部门对公租房的支持力度有目共睹：先是七部门去年6月出台发展公租房的指导意见，接着是两部门减免六种税收，国资委要求央企积极参与公租房建设，发改委允许地方融资平台和开发商发企业债来支持公租房……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密集出台这么多政策支持公租房建设，显然是有深意的。
这意味着，公租房将成为中国保障房体系的新主角，经济适用房甚至限价房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最终形成租赁式住房保障体系和商品房供应体系。有业内人士表示，这是由“居有其屋”向“住有所居”转变。这种变化，一方面符合保障对象多而保障房源少的现实国情，另一方面有利于减少权力寻租。
在我看来，公租房与其他保障房最大的不同之处是没有户籍门槛，本地人和外地人都可以享受公租房。显然这是一种进步。不过，公租房保障外来人口目前在很多地方依然停留于政策层面，实际情况是，优先向户籍人口分配，暂时不向外来人口开放；即使向外来人口开放，也是本地人“吃肉”外地人“喝汤”。
也就是说，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公租房分配在实际操作中向户籍人口倾斜，户籍人口优先选房，或者好房子分给户籍人口，其次才能轮到外来人口。这既是因为某些分配者“偏心”，也是因为制度不公——七部门指导意见称，有条件的地区把外来务工人员纳入供应范围，地方政府的借口当然是“没有条件”。
在对待外来人口时同样不公平，地方政府不是以居住年限、居住条件和收入为分配标准，而是以学历、职业、所在企业为分配标准。例如，北京、深圳等地公租房多分配给了政府关注的“重点”企业的“高级”人才。某房地产媒体调查发现，北京有万套公租房流向了名企精英。显然，同为外来人口，有人“吃肉”，而有人甚至喝不上“汤”。
即便公租房保障对象都是户籍人口，享受的待遇也不一样。各地为了完成保障房任务，不仅鼓励国企多建公租房，也允许很多行政事业单位委托建设公租房。结果大概大家都想到了，国企职工和行政事业单位人员“近水楼台先得月”，优先享受公租房，而没有任何背景的保障对象却只能“候着”。
可以说，公租房分配目前至少存在三种不公：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待遇不公；外来人口中，“重点”企业的“高级”人才与“蚁族”待遇不同；有背景与没有背景的户籍人口待遇不一。当然，在这三种不公之外，过去发生在限价房、经济适用房、廉租房身上的各种分配不公，很可能会在公租房身上重演。
而造成种种分配不公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公租房管理缺乏制度性规范和指导。目前，对公租房的监管制度只有七部门制定的《关于加快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的指导意见》，不见制定出台《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再加上住宅保障法缺失，公租房分配中有人“吃肉”、有人“喝汤”，有人甚至连“汤”都喝不上，就不奇怪了。
我以为，限价房、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分配设置户籍门槛多少可以理解，但公租房分配不应该再出现户籍歧视；公租房理应是中低收入群体的保障房，而不能变成名企精英的专用房；尤其是，公租房应当是面向社会的保障房，而不能是某些国企和行政事业单位员工的“特权房”。此外，还有租金异化，比如，新华社披露某地公租房租金非但没有比市场价低多少，有的甚至比市场价还高。对于公租房的种种异化，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因为公平也是公租房的生命线。（冯海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