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大力气解决人民群众的住房问题，继续推进住房保障体系建设。”韩正市长昨天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建设经济适用住房，是特大型城市完善住房保障体系的重要措施之一，坚持政府主导，完善市场运作，继续开工建设一批经济适用房，逐步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居住困难。

　　不久前，《上海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试行办法》出台并征求广大市民的意见和建议。徐汇华泾、宝山顾村、浦东三林等地区的经济适用房项目已相继开工，让中低收入群体看到了希望。

　　适度扩大政策覆盖

　　去年，廉租房住房申请标准进一步放宽，将申请家庭的收入标准从人均收入600元调整到800元；将家庭财产准入标准从3万元调整到9万元。力争对符合条件的家庭做到“应保尽保”。此举赢得代表委员们的赞同，而《试行办法》对经济适用房的申请条件，除作了户籍年限和实际居住年限外，具体标准还没有确定。

　　门槛标准定在哪比较合适？“尽可能把门槛放低些，让更多中低收入群众受惠！”这是大多数代表委员们的心声。

　　刘仲苓委员建议，政府根据现有财力，适度扩大政策覆盖面，一方面对“一老养一老”、“重残无业”、“因病致贫”特殊困难、矛盾突出的个案，多一些个性化处理，切忌“一刀切”；另一方面，建议提高家庭收入线，扩大经济适用房的受益覆盖面。

　　李世耀委员建议，能否将“夹心层”群体的住房保障也纳入考虑范围。李世耀说的“夹心层”指暂时没有买房能力的年轻人，主要包括职场新人、青年教师、年轻公务员等，这些人群学历较高、资产较少、工作期限较短、积累和经济力量较薄弱，住房成了他们安家乐业的最大障碍，目前在本市所占人群规模已超百万。

　　制度定得更细致些

　　经济适用房的初衷很好，但在操作上能否真正发挥其保障作用，让居者更宜居。不少代表委员对此表示忧虑。

　　按照《试行办法》，申请经适房采取公开摇号方式轮候选房。对此，民建上海市委表示，外地限价房摇号配售中，不少家庭放弃了选房，除了因经济实力较差外，不少家庭是因为“挑区域”、“挑户型”而放弃选房。朱志荣代表说，本市也有一些保障对象因区域、位置等原因而主动放弃廉租房实物配租的例子。这主要因为不同区域之间的保障房资源不能共享，低收入群体选择范围也就相对狭窄。朱志荣认为，是否能将“摇号”办法设计得更细致一些。

　　不少代表关注经适房的选址和配套建设。张雅玉代表说，经适房多分布在郊区，而申请经适房的对象是中低收入群体，交通成本如果过大，可能会影响他们的日常开支和就业选择。建议在选址时，从整体进行通盘考虑，尤其是周边的交通配套建设。高富林代表说，随着经适房的逐渐入住，需完善周边的交通、教育、医疗等公建配套建设，资金压力较大，所属区政府承担的财政负担比较繁重，建议市政府在财政支付渠道上给予重视。

　　“政府要建立良好的退出机制，避免出现把购买经济适用房当作一种投资手段。”不少代表指出，中低收入群体并非一个固定的群体，部分人经过努力可具备自我改善住房条件的能力，这就需一个明确的“退出机制”来规范。据了解，《试行办法》对经适房购买家庭的“退出机制”作出相关规定，如买下经济适用房后获得的是有限产权，除了5年内不得上市交易外，业主不能将经适房擅自转让、转租、出借或从事其他经营性活动。对此，一些代表说，良好的循环使用机制才能真正发挥经济适用房的保障作用，建议完善“退出机制”。

　　试点成熟后再出台

　　《试行办法》征求意见以来，社会反映强烈。朱志荣代表说，在具体操作实施上，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建议先在一两个区进行试点，待完善后再出台。

　　“可将个人公积金余额用来支付经济适用房房租。”李世耀委员指出，上海《住房公积金管理若干规定》中，强调只有“家庭生活严重困难”才能用公积金支付房租，最近市公积金管理中心打算在廉租房中试行公积金付房租，经济适用房是否也能采取这种办法，他建议有关部门应就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中有关提取公积金支付房租，应超出家庭工资收入一定比例的规定，进行深入研究，并结合“市民收入核对系统”，尽快拿出富有上海特色的方案。

　　有些人开着名牌车来住经适房，代表委员们希望本市不要出现这种现象。“目前还没有一个权威部门来判定家庭的收入标准，难以准确界定个人财产收入的多少。”刘仲苓委员说，如果缺乏有效的财产收入审核体系，就不能准确确定补贴范围，为政策的执行留下漏洞。为此，他建议建立监管体系，避免出现因收入不透明的腐败现象。

　　刘正东代表认为，《试行办法》在监督方面的规定显得偏粗一点，体系尚未考虑成熟，建议加强四方面的监督，首先是供应前的监督。刘正东认为，除了常规的“社区公示”、“媒体公示”外，还可以增加“单位公示”这一块。其次，加强供应过程中的监督。另外要加强“腐败”监督，防止出现高收入者隐藏收入来申请经济适用房，并加强供应后的监督。在监督方式上，可组建相应的机构队伍，建立监督的长效机制。(记者 王海燕 白彦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