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过去五年中国金融业发展?如何看待当前物价形势?有怎样的手段可以保证百姓的钱袋子不缩水?今后中国货币信贷政策有何变数?新华社记者围绕以上问题采访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
“过去五年中国金融业实现了历史性飞跃”
记者:您如何评价过去五年来中国金融业发展的成就,下一步将着重在哪个领域取得突破?
周小川:五年来,中国人民银行以维护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为使命,积极推进金融业改革、开放和发展。我们看到这五年金融业实现了历史性飞跃:如金融宏观调控体系不断完善,金融改革迈出重大步伐,金融市场功能进一步发挥,金融领域对外开放稳步扩大,金融服务水平显著提升,金融业整体实力持续增长,抗风险能力不断增强,成功经受了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挑战,有力支持和促进了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十二五”时期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人民银行会加大金融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力度,力争在金融改革发展的各个领域取得新突破。
记者: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近两年中国货币供应增速较快,对此有人评论说中国货币超发了,对此您怎么看?
周小川:货币超发的概念原本是计划经济的概念,指货币超经济发行。在传统计划经济里,实物经济生产多少东西是固定的,价格也是固定的,所以货币的发行和生产会保持一定的规模,货币超过了这一规模,就叫超发,这个概念与市场经济是矛盾的,因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和价格都不固定。在市场经济下评价货币供应,我们一般用货币供应偏大还是偏小这一概念。
在抗击危机期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扩张型的,国家有意地扩大了货币供应量,这是应对金融危机的有针对性的举措,它帮助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企稳回升,如果不这样做,经济一定会出现很严重的下滑局面。但政策总会具有时间滞后性,也会带来一定的副作用,在反危机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物价和资产价格上升等一些负面效果会慢慢显现,但政策调整一定要及时,要把抬头的物价尽快打下去。
“不让老百姓手中的钱变毛了”
记者:作为百姓钱袋子的看护人,您认为这几年百姓钱袋子里的钱是变多了还是变少了?
周小川:就收入而言,过去五年来中国居民收入是持续增加的。在“十五”期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家有过几年通货紧缩的历史,“十一五”期间,除了有一两年物价偏高外,其他时间物价基本控制在可以接受的水平。
我们看2008年第四季度到2009年的一段时期,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物价都是下行的,一直是负数,同时我们一年期存款利率是2%,高于物价水平,其实这时钱袋子是鼓着的,大家议论得比较少。
但是当物价超过存款利率的时候,议论的就比较多了。从更长一点的时间看,老百姓保值增值的收益和总的平均存款的利率水平是会高于物价水平的。
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往往会把通胀目标设置在2%左右,新兴市场国家会与之有所区别,一个国家在防止通胀的同时,也要防止陷入通缩。
记者:未来五年百姓钱袋子能不能鼓起来?
周小川:“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仍能保持平稳较快发展,这意味着居民的收入一定会逐渐增加。此外在收入提高的同时,政府又高度强调要保持较低的通货膨胀;另外“十二五”社会方面的改革发展,比如教育、医疗、退休保障这些方面会有所改进,收入差距也会受到高度重视并将采取有力措施,这些都有利于减少百姓开支,增加财富的积累。
此外,百姓手里的钱是不是在增加,不能只用收入和物价来衡量。过去几年我们的金融市场出现了股票、债券、基金等多种理财工具,它们为居民提供了相应的保值增值渠道,这些渠道过去几年价格是比较正常的,也将会为未来居民收入的增加提供保障。
“让刺激政策回调到正常水平”
记者: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1年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请问稳健的内涵是什么?会体现在哪些方面?
周小川:货币政策可分为五个档次:从紧的、适度从紧的、稳健的、适度宽松的、宽松的。稳健是个中间状态,它是经济正常运行时期的一种货币政策。
中央提出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意味着在抗击金融危机所采用的一些刺激政策将回调到正常水平。其具体表现会体现在以下一些方面:物价水平会在一个阶段后出现回调;利率和物价的关系开始逐渐由负转正,平均存款利率、国债投资利率会大于通货膨胀;向社会提供的货币信贷量将回复到一个不过度膨胀、但也不过度收缩的常态水平。
记者:在美联储开启新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继续维持低利率情况下,中国流动性闸门怎么管控?下一步在货币政策走向上央行对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工具将如何选择?
周小川:管控流动性要有两个渠道,一方面流动性过多就要想办法吸收回来,虽然存款准备金率已经在高位,但未来还是会依赖这一工具的使用以及央票的发行来对冲流动性。
另外,市场流动性是靠货币创造过程体现出来的,如果能够通过收紧信贷以减缓货币的创造放大过程,流动性就可以得到有效控制,这也是管控流动性闸门的一个手段。
至于今后会侧重于哪种工具,这是金融市场比较敏感的问题。我们不排除数量型和价格型工具的使用。2010年以来的情况是,七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二次加息,可见我们既用了数量型也用了价格型工具。(记者 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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