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财务省2月1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年底,日本包括国债、借款和政府短期证券在内的国家债务余额达919.1511万亿日元(1美元约合82.39日元),创历史最高纪录。以人口计,平均每个日本人负担721.6万日元。日本政府今年1月向国会提交的报告显示,到2011财年(2011年4月1日-2012年3月31日)末,日本国家负债总额将逼近1000万亿日元大关。
国内政治环境难治理 重大财税改革陷僵局
为摆脱严重依赖发债的赤字财政,日本民主党政府正在酝酿财政、税制、社会保障等一揽子改革措施,但受制于“扭曲国会”的政治现状,改革面临重重阻力。上月27日,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把日本长期主权信用的评级从“AA”下调一档至“AA-”,所举理由之一就是日本现有国内政治环境不利于重大财税改革。
似乎为了证实标准普尔公司的说法,日本政坛一直风波迭起。在“扭曲国会”内,执政党和在野党互不相让,执政的民主党又是内讧连连。2月10日,日本首相、执政的民主党代表菅直人要求民主党前干事长小泽一郎主动退党。
今年1月31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指定的律师以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共谋罪,向东京地方法院强行起诉小泽。政治献金问题历来是影响日本政局的重要因素。此事导致小泽和民主党支持率下降,小泽此前已于2009年被迫辞去民主党代表职务。
时下,日本国内政坛竞争空前激烈,却把经济困局搁在了一边。事实上,无论谁当首相、谁做执政党,都无法摆脱经济上惨淡经营的局面。日本经济正处于“难”字当头的困境期。
汇率高涨压力大 出口艰难爬升慢
金融危机之后,日元的汇率价格始终徘徊在1美元兑换80日元的高位,几乎接近上世纪90年代的历史峰值。日元汇率维持高位,是因为相对于危机重重的欧洲国家和失业率持续走高的美国而言,日本经济仍处于危机不明显,相对较为安全的范围内,日元依然面临极为强势的升值压力。在日元汇率高涨的情况下,许多日本企业已经不失时机地开展了大型的海外并购,通过转移生产和扩大规模等手段,实现产出增长的总体目标。
当然,正如“一枚硬币总是有两面”的说法,日元持续高涨的汇率,严重削弱了日本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尽管日本财务省的贸易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上半年日本的出口总额为33万多亿日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7.9%;贸易收支盈余为3.4万亿日元,继2009年下半年之后再度实现贸易盈余,但日本的对外贸易实际上处于艰难期。究其缘由,贸易盈余的增长并不是因为日本的出口贸易出现巨幅增长的结果,只是因为相对于进口贸易的巨幅下滑,出口的减少并不是极度糟糕,所以最终日本出口与进口之间的差额,即贸易盈余才勉强得以实现。而且与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的数据相比较,日本的实际出口贸易额经历了“大衰退”的骤变。更为重要的是,日本进口总额的巨幅下滑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投资活动欠活跃 货币政策难腾挪
日本国内的长期利率已跌至0.9%,足以说明投资活动欠缺活跃性,投资需求的欲望远远滞后于资金的实际供给力,进一步增加了未来经济增长的负面预期。当下的日本,相对较高的国民储蓄率和充足的国内资金供给使得处于放贷一方的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不必担心“无钱放贷”的局面,相反倒是企业没有很好的理由去加速投资,从而造成企业借贷活动的少发生或不发生,最终形成“再低的利息也无人问津”的经济活动僵局。从另一角度来看,日本国内消费和投资活动的活跃度明显减缓,这是因为国际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深层次地扰乱了日本宏观经济的整体运行,并致使未来经济稳定增长的趋势放缓。
此外,在货币政策方面,日本央行实施多年的零利率政策,致使利率杠杆的调节功能失灵,这在很大程度上压缩了货币政策的调整空间。在此背景下,日本央行被迫表示将继续实施现行的“货币宽松政策”,竭力增加流动性货币以刺激经济增长。但值得注意的是,央行寄希望于增加货币流动性,其主要方式是央行向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放贷,再由这些处于次级的金融机构向处于生产部门的企业实施放贷。按经济学原理,放贷的过程不单单是银行提供资金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双向需求的结构,只有当生产部门或消费部门进行生产和消费的过程中,实际产生资金借贷的需求,企业或个人才会去借款。只有贷款机构和借款主体同时参与到放贷与借贷双向互动的过程中,增加流动性货币的金融政策才能得以具体实施。然而,日本货币流动的困境在于,企业没有贷款投资的意愿,再多的货币流动性也只能陷入“一潭死水”。
经济上行阻力大 财政救国难度高
尽管日本政府接连不断地实施不同种类的经济刺激计划,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日本民众对未来经济发展信心不足的问题。对于未来经济形势的悲观预期,再加上“社会贫富差距加大”、“养老金空洞化”、“社会保障体系非稳定性因素增多”等各种社会问题的负面影响,导致日本国民的消费欲望进一步锐减,企业也不得不相应地精简部分对内投资。
按一个简单的宏观经济学公式,即一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构成主要有四个方面,分别是消费、投资、政府收支及进出口差额。日本国民的消费趋势逐步减弱,投资活动也趋向于停顿,因此国民经济的增长只能依靠扩大政府投入和净出口这两项来实现。但是,自上世纪80年代末泡沫经济崩溃之后,日本政府已经连番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不断刺激经济发展,多年来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的实施,使政府收入的“开源”远远滞后于财政支出的增长,导致历届政府只能“举债度日”,再要筹集资金实在艰难。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显示,日本的政府债务总额已超出国民生产总值的220%,债务危机的风险进一步加重。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若再要依赖举债手段来筹措资金,以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实在是难上加难。
而且,菅直人的民主党政府正面临2010年7月参议院选举之后的“扭曲国会”,这一政治上的尴尬窘境,致使在野的自民党等各政党有条件以“债务危机”为借口,猛击民主党及菅直人政府的财政预算。最终,经国会审议通过的政府预算案将成为各方利益妥协的版本,极大地限制了政府“财政救国政策”的实际能力及作用力。
无论2011年度日本政府的财政赤字是高位徘徊,还是创历史新高,菅直人政府所持的、以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的战略意图不会发生转变。可以预想,高额的国民生活补贴政策、新型能源项目的发展计划、高速公路通行费减免政策等,一连串眼花缭乱的赤字财政刺激经济政策,势必对早已债台高筑的政府财政来个雪上加霜。在菅直人内阁之前提出的2011年度政府预算申请中,一般预算支出的申请总额创历年新高,超过96.5万亿日元。其中用于“经济增长战略”的特别项目预算申请大幅超出规定的1万亿日元,达到3万亿日元左右。由此判断,在经济缺乏上行动力,政治信任陷入危机的客观背景下,菅直人政府只能放手一搏,但这种赌徒般的“经济博政治”的操作手法,其结果很可能造成经济与政治目标的双落空。
经济前景不容乐观 大国政治目标受损
总体来看,未来日本经济下行的可能性很大,如若短期内能避免通货紧缩、增长停滞或负增长的风险,保持现阶段低速、稳定的经济增长,即可视为是政府在经济治理上的胜利。但长期来看,随着人口少子高龄化程度的加深,社会结构对经济活动的负面影响将进一步扩大,日本经济极有可能陷入持续的萎靡不振状态。
必须提出的是,日本政府坚持奉行的“援助外交战略”将因经济不振而大打折扣,削减或取消对部分地区及国家的资金援助会成为常用的补救措施。这样一来,经济的衰退就成为日本追求政治大国道路上的绊脚石。陈友骏(作者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日本研究中心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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