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以来，受国际油价和大宗商品价格急剧上涨带动，全球通胀形势日趋严峻，“加息俱乐部”成员不断增多，一些国家多管齐下，推出货币、财政或行政干预等多种措施平抑物价。本报从今天起推出“全球主要经济体应对通胀对策”系列报道，拟对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资源类发达经济体、以巴西为代表的拉美经济体、以印度为代表的亚洲新兴经济体、以俄罗斯为代表的东欧经济体、以南非为代表的非洲经济体、欧元区和英国以及美国目前的通胀状况及成因、应对通胀的对策及效果进行分析，同时对各经济体未来通胀预期的调控和货币政策调整的风险进行研判，敬请留意。
伴随以油价和粮价为代表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全线上扬，通胀威胁正在从率先复苏的经济体向更大范围内蔓延，这给尚未进入稳健复苏周期的全球经济带来巨大不确定性。当人们的目光渐渐从抵御危机和培育复苏转向对抗通胀的时候，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作为在当前经济周期首个扣动加息扳机的发达经济体和G7成员国，它们对抗通胀的经历和到目前为止的效果愈发引人关注。为此，本报记者独家专访了渣打银行驻加拿大全球宏观经济研究主管约翰·卡尔弗利和野村证券驻澳大利亚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伯茨。
记者：如何看待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目前的通胀现状，两国分别在去年10月和今年2月暂停加息脚步，请问这其中主要的政策考虑是什么？
约翰·卡尔弗利：加拿大目前总体通胀水平很低。核心通胀为1.6%，主要是受能源价格上涨蔓延到了其它领域以及部分省份与销售税相关的非直接税收上升的影响，预计近期会有所下降。值得一提的是，与非石油生产国不同，加拿大可以从当前的高油价中获益，因此油价上扬给其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少。目前加拿大货币供应以5%的速度增长，处于一种健康、无通胀的水平。其央行决定从去年10月暂停加息，主要是综合考虑包括对经济前景以及加元升值过快等多个因素的结果。
斯蒂芬·罗伯茨：澳大利亚通胀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就一直下降，从第二季度的按年率计算3.1%增幅降至第三季度的2.8%和第四季度的2.7%。不过，眼下这些拉低通胀走低的因素已经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澳元不再像2009年和2010年时升值那么快(澳元快速升值是拉低澳大利亚进口制造业商品价格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工资增长也开始加速(从2010年第二季度的3%升至第四季度的3.9%)，并可能伴随劳动力紧缺而进一步加速。目前澳大利亚的失业率为5%，处于传统以来与工资持续上扬相匹配的一种低失业率水平。其结果就是，过去一段时间的低通胀可能不会继续下去。而澳大利亚央行之所以选择暂停加息步伐，主要原因是希望在今年晚些时候掌握更多有关经济强劲程度和通胀压力的信息之后再采取行动。
记者：如何看待两国对抗通胀的有效性？除货币政策外，为遏制通胀上扬是否动用了其它工具甚至行政手段？如何看待这些手段的效果？
斯蒂芬·罗伯茨：澳央行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单独使用现金利率这一种工具来影响货币政策变化，其目标是在每个经济周期中将年度CPI控制在2%到3%之间。自其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实行通胀目标制以后，澳大利亚平均年度通胀率为2.5%。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澳央行将其现金利率从处于峰值水平的7.25%大幅削减至3%，这一利率水平也被称之为“危机利率”。在危机开始消退之后，澳央行就成为发达经济体中第一个开始恢复利率正常化的国家，以将其借贷利率拉回到过去10年至15年的平均水平。此后，由于商品价格明显大幅上扬且判断经济可能不久即出现高于潜在GDP增长率的增长，澳央行在2010年底再次加息，将其借贷利率推升至略高于长期平均水平的位置，货币政策也进入“紧缩”领域。我们认为这种紧缩货币政策可能会将消费者支出限制在相对温和的水平，从而为从今年年中开始有可能快速增加的巨额支出留出空间。
约翰·卡尔弗利：加拿大央行的目标是在产出缺口(即剩余产能)消除之后将其基准利率升至中性水平，即3.5%到4.5%之间，我们预计这一水平可能会在2012年某些时候达到。不过具体情况也将取决于汇率变化。如果美国利率维持低位，加拿大央行过于激进的收紧行为可能会推高加元，而这本身不仅会收紧货币政策，而且也会给出口商带来压力。应对通胀问题，除货币政策外还有其它一些特殊手段。加央行目前的主要担心是房价上扬，而非消费者通胀。为此，加政府已经采取其它一些措施，比如收紧抵押贷款发放以及提高购房首付比例等。
记者：如何看待两国未来的通胀前景？央行在作出下一步政策抉择时将重点关注哪些领域？
约翰·卡尔弗利：未来加拿大央行将主要关注经济的增长率，而不会过于担心食品和油价的暂时上扬，因其行事风格更接近于美联储而非欧央行。长期以来，加拿大经济增长率主要受美国经济增长速度左右，因此美国经济增长前景将是加央行未来关注的重点。近期数据显示美国经济日趋强劲，但这种强劲会维持多久还存在种种不确定性。我们预计加拿大可能会在今年晚些时候逐步考虑加息。
斯蒂芬·罗伯茨：我们预期澳大利亚通胀会在未来18个月内加速到3.0%或更高水平，而通胀走高的主要原因就是资源类项目投资支出加速可能会带动经济以高于潜在增长率的水平增长。通常来说，资源价格上扬会增加澳大利亚主要资源公司的利润，而这些企业财富的增加会扩展到很多持有资源类公司股票的个人，并以一定比例体现在向政府缴纳的额外税收上。因此，我们的观点是澳央行可能会在第二季度再度加息，以抢在增长加速上扬之前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未来澳央行将会密切关注其主要贸易伙伴的经济增长情况(特别是其最大的出口市场———中国)、本国贸易情况以及劳动力市场的状况。
记者：能否介绍一下加、澳相比于其它主要经济体对抗通胀的历史和传统？如何看待两国各自货币政策倾向的利弊？
约翰·卡尔弗利：加拿大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曾经经历过很严重的通胀，但自那时起，政府预算政策和央行货币政策就一直表现不错。我们认为允许汇率自由波动是其货币政策起作用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相比于其它一些央行，加央行通常更关注经济增长。事实上，该行在2002年到2003年的加息举动就曾因加息时机不成熟而遭到广泛批评，最终不得不在2003年末、2004年初再度降息。就眼下而言，加央行的这种倾向性并未有改变。人们普遍关注的来自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扬带来的通胀压力在加拿大并不是问题，因其本身作为资源出口国可大大冲销这种输入型通胀。相反，人们担心这种商品价格上扬可能会因为拖累美国经济增长放缓而伤害加拿大经济。
斯蒂芬·罗伯茨：在抗通胀方面赢得的口碑和信誉令澳大利亚央行相比于许多其它央行多少给人一些鹰派印象。在对抗通胀的政策工具使用上，我认为其最重要的改革之一就是在1983年允许澳元汇率自由浮动。目前，这种汇率政策起到了非常有效的通胀缓冲作用，即在国际环境对澳大利亚有利时汇率会上升，从而增加其对进口商品的购买力，拉低进口商品价格，缓和国内通胀；而在国际环境不利本国经济时，澳元则会相应下降，从而一方面提升本国出口竞争力，另一方面提高进口商品价格，缓冲经济不利时国内可能出现的价格下行压力。(作者 陶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