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4日是清华大学百年华诞。此前一天，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埃里克·马斯金现身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作了题为“金融危机的成因与对策”的校庆专题演讲。马斯金认为，非理性、恐慌情绪、贪婪、职业道德缺失、宏观因素、金融衍生工具缺乏透明度、银行高薪、银行“大而不倒”等并非是造成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罪魁祸首在于银行的外部性以及政府实施救助而放大的道德风险。
记者注意到，衣着朴素、平易近人的马斯金，以其鲜明的论点、缜密的逻辑、生动的语言赢得了在场清华EMBA校友的阵阵掌声。他的演讲主要围绕三方面内容展开，即：为什么信用市场而非其他市场重复出现危机；为什么信用市场出现危机之后需要政府介入，而其他市场的危机可能并不需要；如何在信用市场上提前预测并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
马斯金认为，信用市场比其他市场更容易出现危机是由其基本特点决定的。这些特点包括：信用市场相当于整个经济的血液，与所有其他市场相关联；信用市场小的波动会被放大，具备给无辜的第三方造成成本的“外部性”；信用市场缺少自我纠错的能力。
“假设个别银行把钱借给了一些信用级别很低的贷款人，当这些人无法按时还本付息时银行就会出问题。因为大部分银行的杠杆比例很高、资本比例很低，没有足够的资本保持其运营。在这种情况下，银行要弥补损失必须做几件事：其一是从其他金融机构或投资者那里融资，其二可能会把自己此前发放给企业、个人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钱收回来，个别银行的问题就会通过借款人传递到其他银行，导致所有的银行都出现问题。同时，其他银行为保证安全也会收回自己发放的贷款，并拒绝新贷款。这样一来，银行业的局部问题就被放大或者传递成为一个系统性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解决方法可能就是政府的干预。所以，这一切与非理性、恐慌情绪、职业道德、贪婪等都无关，所有的银行停止放贷完全是理性的行为。”马斯金如是说。
马斯金表示，一般来说政府有两种手段来干预信用市场，其一是旨在防止危机扩散的事后介入，其二是防患于未然的事前介入。前者一般是指政府注入资本等救助方案，后者则主要指约束银行行为的监管手段。鉴于前者可能使银行有恃无恐，愿意在政府兜底的情况下冒更大的风险，以及银行未将外部性内部化，只考虑自身的盈利而不顾及其风险行为可能对其他银行产生的负面影响，政府在事前加强监管至关重要。
谈到政府主要的监管形式时，马斯金认为主要有规定贷款的最低标准、限制银行的杠杆比例、上调资本充足率等。另外，他补充道，其他很有必要的监管方式还包括：限制可以为银行转移风险的衍生产品的交易；约束银行高管的薪酬，除了对业绩突出的高管发放奖金外，对经营失误的高管应采取要求其返还奖金的做法；限制银行的规模，多发展小银行以分散风险。
马斯金表示，一个合理设计的监管以及政府救助计划，能够预防金融危机的出现，并在危机发生之后解决问题。“美国的经验表明，1940年-1980年我们的监管一直比较有效，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也就是说，监管并没有扼杀创新。”当然，他也指出，政府的监管或者救助计划并不能彻底防止金融危机的重演，也不能制定金融创新的“尺度”。这首先是因为人们不能预测银行创新的内容，且不可能制定一个规则，只是把那些坏的、不利于整个体系的创新给剔除掉。尽管如此，马斯金相信“吃一堑长一智”，“我们在未来能够做得更好。”
埃里克·马斯金 1950年出生于美国纽约，现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社会研究学院讲座教授。1976年获得哈佛大学应用数学博士学位，1985年至2000年任哈佛大学教授，2003年出任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会长。
2007年因“奠定了机制设计理论的基础”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同年11月受聘为清华大学名誉教授。记者 袁蓉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