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夏斌在《瞭望》发表的《中国金融市场展望》一文中提出了金融市场两个层次的概念，引起理论界轰动；2011年，他向本刊又勾勒未来十年的中国金融战略。
1984年，夏斌结束了在日本野村证券的研修历程，回到中国人民银行，开始了其在央行金融研究所长达7年的生涯。此前，他是央行研究生部第一届研究生，在野村证券研修，便是其在读研阶段争取到的公派留日机会。
这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国务院成立金融体制改革研究小组。
同样是这一年，夏斌的一些同学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金融市场。这是全球社会主义阵营中第一次提出这一观点。此文一出，世界为之哗然，以《泰晤士报》为代表的知名国外媒体进行了报道。国内同样引发了讨论，有声音斥其大逆不道，认为金融市场是华尔街才有的东西。
但是，何谓金融市场？这一在当下很多人耳熟能详的词，当时却知者甚寥。夏斌回忆说，1985年初，他还曾给中国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的前身——央行金融管理司的全体干部讲金融，细致到讲什么叫股票、什么叫债券。彼时，理论界的讨论热点，仍然是姓资还是姓社之争。
1985年，夏斌和时任央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的黄莺飞合写了文章《中国金融市场展望》，并在《瞭望》周刊发表。这篇文章，使夏斌一下子脱颖而出。直至今日，看到当初发表的文章，夏斌仍然喜不自禁。
“那个时候，很多人还在探讨要不要搞金融市场，金融市场什么时候形成？那时候，姓资姓社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而我要告诉大家，中国金融市场已经萌芽了。”回忆当时的写作背景，夏斌仍历历在目，“当时还不敢叫金融市场，文件中还叫资金市场的概念，因为金融市场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
其时，货币市场的一些基本概念，在国内都鲜为人知。用他的话说，他在写文章时“挖尽脑子”，“把中国金融市场里萌芽的东西搞到一块，然后说这就是金融市场。”
为了让大家更容易接受金融市场，他在文章中将金融市场分为了两个层次，一谓低层次金融市场，一谓高层次金融市场。所谓低层次金融市场，即财政维持其时国家经济建设管理范围，企业对经营收益有少部分的支配使用权，一大部分建设资金仍通过财政(或委托建设银行贷款)以国家计划形式分配。“这个时候低层次的金融市场，最多只是货币市场，银行间先搞活，资本市场不可能有长足发展。”他说。
而高层次金融市场，则是指整个社会建设资金的绝大部分，打破现有的行政投资决策体系和资金低效行政分配制，通过利率、汇率等经济杠杆，制约整个经济建设的规模和决定资金的分配流向。然后建立长短期不同的市场不同的工具，财政主要负责日常的行政、国防、科教等收支与国家能源、交通、基础设施等建设资金的分配，经济性的项目归企业管。
文章的最后，他还很“鬼”地提出，两个层次的金融市场选择哪一个发展，不取决于理论的分析，还是要看中国体制改革工作的步迈得多大。
就今天的金融现实反观，夏斌关于金融市场两个层次的展望，远远地超前了。有分析人士指出，直到今天，高层次金融市场仍未完全实现，金融管理当局仍以其为方向在孜孜不倦地努力。
此后的夏斌，先后在中国证监会、深交所、央行政策研究室、央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司、国研中心金融研究所担任要职。他同时也是国务院参事和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被市场称为“国之策士”、“中国金融政策研究第一人”。
他向本刊记者表示，当前，中国已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币市场规模已经很大，“在此背景下，金融的进一步开放已迫不及待。与此同时，在以美元为主体的国际货币体系下，如何谨慎地开放，是我国政府的一个难题。”
正缘于此，他撰写了《中国金融战略：2020》这一力著。在这本耗时两年的专著里，夏斌提出，未来十年，中国金融战略的口号是“充分的市场化和有限的全球化”。
他具体阐述，国内金融的充分市场化，意味着中国金融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从市场准入、资金价格、微观治理到金融运行，实现以市场机制为导向的资源要素配置；而涉外金融的有限全球化则是指，在汇率、资本项下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等核心问题上，不能一步到位，按成熟、发达经济体的惯例或主导的制度运行。
在他看来，如果过快打开“金融国门”，全面融入金融全球化，“不仅在方向上是错误的，而且是极其危险的。”
采访中，他强调，当前中国正处于金融战略过渡期，在此期间，必须选择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与以往不同的是，要确立一定时期的中心汇率，但可以不公开，同时不排除适当主动的调整；“一篮子货币”的内容，先期应以美元为主，视情况调整“篮子”权重；择机、逐步放大汇率的浮动区间。此间，作为“弱势”人民币的崛起，应始终保持微弱的升值压力，起码是币值的基本稳定态势。
与此同时，他指出，中国必须坚持资本账户渐进开放的原则，加快人民币区域化进程，并抓紧修正外汇管理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