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方面,可简单地说一说我们可以观察到的国际经验。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曾经的“日不落国”英国,后来崛起的现在仍然是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他们在政府体系中都有专门的中小企业局或者中小企业署,这种政府机构得到预算里透明规范安排的资金,支持中小企业融资。我们要看到美国始终在坚持可控、可以预期地对中小企业作出融资支持。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之下,他还特别使中小企业署发挥作用的乘数增大,就是提高政府方面承担风险的比重。支持的方式,我们听到上海的美国领事馆总领事介绍的经验主要有两条,第一,贴息的方式,第二,信用担保的方式。他认为这两套方式的机理是相同的,就是财政拿了一块资金以后愿意去承担风险,而降低整个融资环境(是不是可以称为金融生态)中融资门槛的高度,把这个门槛高度降低以后,更多的中小企业可以得到融资支持。这里面发生的风险,在贴息方面就是项目失败,在信用担保方面就是发生代偿。只要控制在相对低的比重上,财政部门把它源源不断地承担起来,把这个风险以一个足够高的比重消化掉,原来形成不了的中小企业融资局面就可形成、可持续了。但同时,也要求财政之外其他的主体如企业、商业银行和其他可能参与的商业性的信用担保机构等等,大家是一个风险共担的关系。在原来规定的不同档次上,比如对最低规模的小企业,政府方面承担的风险份额可以达到85%,到了世界金融危机冲击到来的时候,为了支持中小企业,把政府承担的份额提高到90%,特殊情况下甚至提高到95%。这种支持框架相对而言是清晰的。英国也是如此。
战后迅速崛起、被称为创造经济奇迹的日本,一个重要的发展经验就是有一个更放得开的财政投融资体系,实际上就是政策性投融资体系。这个体系中,由国家组建的一系列政策性银行、机构一起配合,提供不同行业、不同方向上的优惠贷款。日本所实施的这些投融资政策性支持,对于其战后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主打的经济增长点能速成气候,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简单地说,我所看到的日本人总结经验:战后首先支持钢铁、煤炭这些重化工业增长点的恢复。到了上世纪50年代初,将重点转移到造船业,那时候世界上的造船业市场出现一个重组机遇,日本抓住了,使其造船业得到迅速的提升。50年代后期,支持发展自动化机械,随后日本人自豪地声称机器人保有量世界第一,明显超过了美国。到了60年代,其支持的重点转为半导体——一直延续下来的是现在的信息技术。但再往后,80年代其重点转移到支持住宅建设等方面的政策性融资。日本的发展轨迹对我们有明显的借鉴意义,当然也有其教训。到了九十年代泡沫破灭以后,其金融系统里面、也包括投融资体系,暴露了比较明显和严重的问题。但从国际经验这个角度说,我们不应该“把小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掉”。日本的经验,投融资比较放得开,其利弊也比较明显。
其实严格来讲,美国这次发生次贷危机和“两房”的政策性融资也是有直接关系的。政策性融资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支持某些产业超常规发展,另外一方面可能积累一些矛盾。在这个方面中国人应该通盘考虑,我们是志在后来居上、实现赶超的一个发展中经济体,我们应该对政策性金融的利和弊作客观的把握,应该力争扬利抑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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