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新兴国家面临的水深火热的通胀,是过去40年全球经济模式运行至末端的副产品。近40年来,全球形成的“商品美元循环”和“石油美元循环”的方式运行,缺了谁都玩不转。这是美国、新兴国家和资源国家互动的结果。
在这条供应链上,全球经济被清晰地划分为三类国家:“知识生产的头脑国家”、“物资生产的躯干国家”和“资源供应的手脚国家”。
以美国为代表的“知识生产的头脑国家”,以其极发达的金融系统创造通货,为全球配置资源,由于新兴国家输出通缩,极大地满足了美国消费者的福利;同时新兴国家也输出储蓄,所以美国得以保持极低的长期利率,股市、楼市上升使得美国经济实现资产驱动型增长。
以中国为代表的“物资生产的躯干国家”,承接了世界工厂的角色,获得了巨额的贸易,“重商主义”的经济模式实现了最现实的好处,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支持了社会的稳定。2001-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中出口份额从20%跃至36%,几乎翻了一番,而同期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中出口份额也从24%升至31%。换句话说,中国对时机的把握近乎完美。
以俄罗斯、巴西、澳大利亚为代表的“资源供应的手脚国家”,受到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强劲的产能扩张的推动,不仅出口大增,而且价格上升,分享了全球化的红利。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所有的参与者都从这个模式中获益。
对于美国来讲,这个模式运行的理想状态是,美元创造的货币通胀和资产通胀能持续推动经济的增长,但是物价不能通胀。所以它需要一个对冲,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成为了最佳的通缩输出点。危机前三十年中的大多数时间里,新兴地区的人工成本与人工效率之比一直在下降。更重要的是,这些地区多为政府主导型经济,政府几乎垄断了经济增长所需的大部分要素和资源。只要他们愿意,在理论上都可以通过将要素及资源价格降至最低来支持投资的扩张。随着资本密集化程度急升,意味着资本劳动比下降,国内收入形不成购买力才能极大地满足美国家庭的消费扩张。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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