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和强化企业自主创新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动力
韩国对保护和强化本土企业自主创新始终高度关注，并对外资有可能对本国创新能力的侵蚀保持着高度警惕。
工业化早期，韩国政府为本国市场不受跨国企业影响，采取限制外国直接投资和外国许可技术进入国内的政策。韩国接受外国直接投资的规模及其在国外贷款中的比例都远低于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如韩国外国直接投资份额在1983年仅相当于巴西的7%；外国直接投资占国外贷款的比例在韩国仅为6.1%，而巴西为21.8%，充分反映了韩国的对外政策是要促使本土企业“独立”于跨国公司的管理控制。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韩国试图进入发达国家支配的产业领域，导致很多发达国家出于保护本国知识产权的需要，要求韩国改订著作权及特许权法，实际上对韩国先进产业的自主创新形成了倒逼机制。与巴西直接引进国外技术不同，长期以来韩国政府提倡企业通过反向工程来分解研究外国资本货物的技术。反向工程活动与R&D活动有很强的共通性，这为80年代中期以后韩国走上自主研发道路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冲击下，巴西的自主创新能力遭到极大削弱。研究机构有的被私有化，有的则改变了科研计划，导致大量科学研究支出被削减以及本地创新网络的缺失。解除管制、私有化以及汹涌的企业合并兼并浪潮的结果是巴西本国研究开发机构遭弃置，被从跨国公司进口技术取代。巴西不以追求自主创新和自主品牌为政策目标。以汽车产业发展为例，巴西通过出让国内市场换取国际投资，鼓励跨国公司入境投资设厂，不追求“民族汽车品牌”。此举虽然增进了居民福利、节省了技术研发费用、减少了投资风险和市场风险，但付出的代价是，阻碍了本国自主创新和自主品牌的发展，本国汽车产业和汽车市场被跨国公司控制，成为依附型产业。巴西这种仅停留于利用外生性后发优势的产业发展政策，虽能在短时期促进GDP快速增长，但由于缺乏自主创新的内生驱动，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发达国家企业车间的搬迁和延伸。因此，巴西不能像韩国那样，形成多样化的具有自主研发能力的制造业体系，也就不能拥有技术产品的生产规模和在世界市场上的占有率。巴西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外资而不是培育和强化本土创新能力，也许就是导致其陷入政治经济危机的关键。
政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创新体系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制度保障
韩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最显著的特点是，通过强有力的政府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促进不同创新主体，包括大学、科研院所和产业界的紧密联系。政府掌控方向盘，制定出政策和目标，用胡萝卜加大棒来指挥着企业、大学和科研院所的创新活动；大学和科研院所，则提供着工业化和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知识和技术能力；而私营企业，特别是大财团，则起着将科技成果产业化、发挥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作用。
整个20世纪70年代，韩国政府是整个国家技术创新体系的建设者与规划者，在调控政策与手段方面，主要通过“规划与计划”引导科技发展方向。进入80年代后，韩国产业政策开始逐步由政府主导型向政府引导型转变：在技术发展方向上，政府逐步将主导权交给企业，由企业来决定技术创新的方向；对企业的支持上，政府更多采用税收、金融等间接手段引导企业从事技术创新。从90年代开始到21世纪，政府将主要着眼点放在协调各创新主体之间的关系上，将产学研用等创新主体有效连接起来，提升创新体系的整体效率。
巴西缺乏一种将科学技术成果应用于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创新机制。2004年巴西政府出台的《创新法》鼓励大学和企业联合创新的做法引来科学团体的极大反对，他们认为将大学置于市场压力下会破坏知识发展的平衡，容易导致公共资源的私有化。巴西有70%的研发经费来自政府和公共部门，大学和研究中心承担了80%的研发项目。私人企业的R&D投资仅占总投资的35%，而且主要集中于少数大企业。占经济主体的民族中小企业，几乎不存在R&D和创新行为。2004年以前，巴西法律禁止政府直接资助公司的创新行为，也不允许公司雇佣大学研究人员，这样不仅创新主体自身的能力建设削弱，主体间的交流互动和衔接更被制度束缚，形成中小企业创新的重要障碍。
目前，巴西政府也认识到创新的制度性缺失问题，声称巴西存在着科研成果无法向产业部门有效转化的矛盾和障碍，已严重影响到巴西的国际竞争力。近年来，巴西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大学与企业合作的法律和政策，旨在将科研成果应用于经济和社会领域。然而，这种矛盾是历史积淀下来的，制度性缺失很难一朝一夕得到扭转。
“中等收入陷阱”：韩国巴西经济发展分水岭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人均GDP在3000—10000美元之间的中等收入国家，在迈向人均GDP在一万美元以上高收入国家行列时，由于经济发展仍然过分依赖外部因素，不能顺利实现发展方式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特别是内生动力不足；同时，经济快速发展中集聚的社会矛盾在此时期集中爆发并难以协调，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停滞徘徊期。
从世界经济发展历史经验看，二战以后世界许多国家经过努力，均先后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在“中等收入转型”中，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等拉美国家由于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转换滞后，一直徘徊在中等收入水平线上；而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东亚经济体则紧紧抓住世界新一轮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通过实施“技术立国”、“技术驱动”等发展战略成功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并成为高收入国家和地区。
20世纪70年代后期，韩国和巴西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大背景下完成了一轮工业化。作为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在几乎整个70年代，韩国和巴西是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分别被誉为“汉江奇迹”和“巴西奇迹”。1965年-1980年间，韩国和巴西GDP的增长率分别达到9.6%和8.8%，高于东亚和拉美的其他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两国制造业产出和出口也始终保持较大幅度的增长，特别是制造业出口增长率分别达到31.2%和22.1%。人们普遍认为，这两个国家凭藉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一轮技术革新，完全能够向更高的发展阶段迈进。1980年，韩国人均GDP为1678美元，巴西为1371美元，两国经济发展的水平较为接近，都步入了由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的重要阶段。
进入20世纪80年代，韩国经济继续高位运行，1980-1988年间，韩国GDP保持9.9%的高速增长；巴西的经济增长率则呈现一定下滑，1980-1988年的GDP增长率仅为2.9%；同时，制造业产出的增长率也下降至2.2%，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趋势逐渐显现。尽管如此，1987年和1989年，韩国和巴西的人均GDP分别达到3366美元和3403美元，双双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韩国和巴西逐渐走上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在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综合国力等方面显示出越来越大差异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国经济继续保持平稳高速增长，仅用八年时间便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了经济社会的重大转型；2008年韩国人均GDP更是达到20530美元，跻身高收入国家和发达国家行列。与此形成对照，巴西则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人均GDP长期在5000美元以下徘徊，不得不经受经济发展停滞、通货恶性膨胀的艰难时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