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爆发后，欧美国家监管层对银行业的限制与改革的确一定程度地制约了大型银行的业务发展，尤其是美国对于银行自营业务的限制。”
当地时间6月7日，在亚特兰大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与银行家的会晤中，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向伯南克质问，监管机构是否在治理美国银行体系方面做得过多，伯南克是否也有着与自己相同的担忧，即过度监管是当前银行、信贷、企业以及就业增长如此缓慢的原因所在？
在明确美国经济增长放缓，甚至质疑美国经济“二次探底”氛围渐浓的当下，银行业的监管改革同样遭遇了更为激烈的反对声。那么，这样的改革是否真的需要放缓一步呢？
放松监管非良药
据6月7日境外媒体报道，美联储支持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针对全球大型银行实施3%额外资本要求的提议，美联储认为，这些大型银行需持有的资本比其他银行高出最多3个百分点。美联储理事塔鲁洛上周五表示，美联储对大幅提高银行业的额外资本金要求持开放态度，额外资本金增幅可能最多至7个百分点。去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曾同意将银行的最低普通股股本要求从2%调高至4.5%，并要求银行将核心一级资本比率提高至7%，其中包括2.5%的“缓冲资本”。
对此，巴克莱资本的高级分析师高柏表示：“要求大型银行增加7个百分点的附加资本将成为一场灾难，这必然会限制银行的借贷能力，从而抑制经济增长。”显然，戴蒙持有类似的看法。在与伯南克的对话中，他说：“没有次级贷款、没有更多的按揭贷款被转化为债券、商用不动产抵押贷款证券化市场已经完全改革。我强烈感到有人会在20年后写本书，记录我们在危机中所做的实际上减缓了复苏。”
“金融危机爆发后，欧美国家监管层对银行业的限制与改革的确一定程度地制约了大型银行的业务发展，尤其是美国对于银行自营业务的限制。”不过，一位银行业内分析人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针对银行业的监管改革尚不足以达到拖累美国经济复苏的程度。银行业对美国经济的作用根本无法与美联储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一轮又一轮的刺激措施相比。”
该分析人士进而表示：“在当前这种大环境下，给予银行业更大‘自由度’所带来的风险系数很可能大于其对经济的扶持作用。”监管改革势在必行
在上述分析人士看来，西方的银行业在经过几十年的快速扩张之后，对其监管的改革已经刻不容缓，而金融危机的爆发刚好成为了契机。“银行业的监管改革势在必行，不仅仅是发达经济体的银行业，同样也包括新兴经济体银行业。”
香港金融管理局在上周称，将全力支持巴塞尔委员会所公布的改革方案，认为该方案能加强资本及流动资金的监管，从而提升银行体系承受冲击的能力。
与此同时，有消息传出，中国银监会拟出台新版“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据悉，新版办法明确，商业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5%，一级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6%，总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商业银行资本留存超额资本比例不得低于2.5%。系统重要性商业银行应在满足最低资本充足率和留存超额资本要求的基础上计提附加资本，计提比例不得低于1%。
“其实，提高资本充足率仅仅只是针对银行监管改革方面最基础的一步，在衍生品交易市场等方面的监管改革尚未真正启动。银行业监管改革是大势所趋，尽管短期内会对银行业的发展产生一些负面影响，但各国的监管机构已经给予了银行业较长的推进改革的时间。”上述分析人士表示。
日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高级官员查德·费舍尔指出，资产超过3000亿美元的大型银行如今面临着各自金融体系垮台的巨大风险。为了避免危机再次出现，美联储应该对这些大银行推行“超级严格”的新监管规则，其中包括较高资本和流动性要求、杠杆限制和风险管理等。(国际金融报 付碧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