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地方财力不足，还是公共投资过度？这个问题的要害在于未来政策取向将大相径庭。如果地方政府债务激增主要是因地方财力不足所致，治理债务的关键就在于拓宽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包括进一步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而如果地方政府债务主要是因公共投资过度所致，那么关键就在于构建遏制地方政府过度投资的政策机制。
要建立针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长效治理机制，仅仅从融资机制改革层面入手是远远不够的，关键是要确立对地方政府公共资本投资的强有力的资本预算约束机制。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谈得上建立可持续的地方政府公共资本融资机制或者有效控制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问题。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的《2010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对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的介绍引发市场猜想。对于平台贷款的具体数量，央行在报告中并没有披露。但值得注意的是，报告提到，“平台贷款在人民币各项贷款中占比不超过30%。”按照2010年末人民币贷款余额为47.92万亿元来算，截至2010年末，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不到14.376万亿元。
遏制地方政府的过度投资
尽管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激增，但当前中国并无发生整体债务危机之虞。因为从中国当前整体的政府资产状况角度看，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政府拥有城市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其价值至少有50至100万亿元之巨；另有总额高达35万亿(2008年底数据)的国有企业资产以及80万亿的国有金融机构资产，再加上每年占GDP约30%以上的财政收入份额(税收收入+非税财政收入+社会保障缴款+中央债务融资收入)，相对于政府总体债务的状况而言，政府资产无论从规模还是质量上看都较为稳健。
因此，在中国这样一个“国有资源+国有资产+国有银行”的制度背景下，简单套用国外的概念抽象地谈政府债务负担率、负债警戒线等指标的约束，可能意义不是很大。
尽管我们大概不会看到中国的银行体系出现坏账率的激升，但这一次清理所造成的“宏观成本”可能也不会低。这种逆向国民收入分配，意味着家庭财富会发生大规模转移。从现在到未来数年以下的宏观效应都会发生。
由于政府部门建立了高杠杆，所以家庭部门将被迫长时间保持低储蓄利息率，这相当于家庭部门实质性给银行部门注资，也相当于以家庭部门财富转移的方式支持政府投资的扩张。
如果这些项目生产率低下(基础设施使用率不足)，同时又占用了资源而挤压了私人部门，宏观上意味着未来没有提供足够的产品和服务去吸收释放的货币，供给面恶化最终会演化为通胀。
如果产生银行的坏账风险，需要变现其他政府资产偿付平台贷款，而政府资产本就是全民财富。这意味着住户部门福利受损，因为未来减税和转移支付空间都减少了。
如果中国一直靠家庭财富转移的方式为公共部门投资的繁荣提供补贴的话，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就将停滞不前。中国离再平衡的道路将渐行渐远。
中国的银行股的低估值已经很长时间了(大致经历一年半了)，即便现在很多银行股的市净率越来越接近1.5倍，但最近仍然遭遇投资者的抛售，这可能未必是市场错误，未必是对未来银行坏账激增的过度反应，因为中国发生这一事件的概率并不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