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银行，中国自己的企业并没有好好利用这一廉价的机会。这里面的一个原因是考虑到发债券的钱拿回来后可能会对国内的货币政策造成一定的冲击。应该说，冲击是肯定有的，但从定量来看影响微乎其微。因为现在香港的人民币存款为4500多亿元，发债券的存量也就800多亿元，跟国内75万亿元的M 2简直不可比。当然减少人民币回流对国内货币政策的干扰，更好的选择是让人民币飞到别国的央行里面去，那就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最高境界了。
哈继鸣说，最近这方面有了进展。除了典型债之外，一些定期存单逐渐出现，以人民币来计量的保险产品也在推进。最近李嘉诚的公司发了第一支在香港可以投资购买的股权类产品。将来应该让拿到人民币的人有更多的投资机会，只有有了这样的机会，他才可能更多地持有人民币。中国之所以会有很多美元储备，就是因为美元的债券市场极大，可以进出自如地买卖。所以，如果中国想让别国央行持有人民币，也要学习美国，发展自己的人民币债券市场。
此外，现在有的企业可以在香港发人民币债券，但得到的钱要拿回来的还不容易，政府管得还比较严。因此，哈继铭建议，银行应该起到让人民币飞的助力器作用，发行的人民币债券最好别拿回国内市场，而是直接贷给别的国家，让这些国家拿了人民币之后从我国购买商品。
总而言之，在实现人民币直接投资之后，股权类和债券类的投资也应逐步放开。对于人民币最终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成为特别提款权(SD R )的一部分，哈继铭有很大的信心。但同时他指也出，所有SD R里的货币都是自由可兑换货币，如果人民币不实现货币的最终自由可兑换，要想进入SD R就还有一段距离要走。
问与答
问：您刚才说在香港人民币很抢手，是否和人民币的升值预期有关？
答：在IM F工作的11年中，我中间有两年停薪留职到香港经济管理局任职。在香港的两年，我都是基于香港的汇率制度研究相关的经济政策。
现在很多国内外企业和银行都愿意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其实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利率相当低，很多企业发出来的债券利率才2%到3%。但是由于投资者对人民币升值有一个比较强的预期，觉得买了人民币的产品一年之后有2%到3%的利息，同时人民币可能再升值4%到6%，加起来就可能是7%到9%的回报率，所以大家都抢着要。
可以说在汇率问题上，鉴于我的工作经历，从宏观到微观，从政策的制订、分析到从商业的角度遵循人民币以及汇率政策改革的变动所做的微观工作，具有一定的发言权。
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社会人口老龄化进程逐步加快，人口红利也将随之消失，您认为，进入老龄化社会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在哪里？
答：一旦步入老龄化社会，社会当中有工作能力的人数占比将明显下降。中国的经济几十年可以保持快速增长是有先例的，日本韩国当初也走过这样的道路。但是不能因为它持续时间长，就认为永远都是这样。现在房地产价值快速上涨，但是一旦将来人口拐点出现，房屋的价值就会快速下降。
不光城市会出现老龄化，农村也会出现老龄化。农民一旦变老，他进城后由谁来供养？现在出来打工的人非常年轻，但是随着农村老龄化的到来，打工的人也会减少。此外，因为中国城市化的基础不够扎实，农民工在城里干了十二十年，还有很多没有房子和城市户口，孩子在城里不能享受社保和公平的教育，所以有一些农民工将来还要回去。
到了那个时候，中国还可能出现去城市化，这会使得国家的工资压力上升。随着工资上涨，老龄化又会导致储蓄率下降，资金的成本变贵，利率上升。这两种要素价格同时上涨，到时投资者会发现干啥都很难挣钱。日本现在就是这样的，中国可能会遇到同样的挑战。
当然中国和日本相比也有不同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两个地方：一是中国幅员辽阔，即使沿海城市劳动力成本上升，内陆地区还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
但是再往前走呢？等中国的人口红利在内陆地区也用完了的时候，可能就要追求其他经济发展的动力了。那个时候的动力在哪里呢？在改革。现在我们听到市场上有一些投资者担心中国会发生通货膨胀，也有人担心中国经济会硬着陆。这是一个矛盾。如果要应对通货膨胀，应该采用紧缩的政策，如果要应对硬着陆，应该采用刺激政策。但是如果这两种情况都出现，简单的需求管理政策就很难起到作用，必须用供应方的政策。所谓供应方的政策，在中国就是要改革，把供应曲线往外推，提高生产力。在这个领域中国还有很多可以挖掘的空间。(记者 方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