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开放程度和全球化水平不断提高，我国银行业也面临着资本结构国际化、服务对象国际化、网络渠道国际化、竞争对手国际化和监管规则国际化的趋势。后危机时代，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信息化和市场化的进一步深入，银行业“走出去”已经成为推进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参与国际金融合作与竞争的内在要求，也是加快银行经营转型的重要手段，中国银行业“走出去”正逐渐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
第一，企业国际化客观要求银行业“走出去”。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生产、贸易和投融资市场的重要参与者，而且随着全球产业链的形成，境内企业对海外市场、资源、技术的依赖程度越来越深，企业“走出去”步伐明显加快。2002年至2009年，我国境外非金融企业投资年均增长54%，2010年又继续增长36%，2010年底境外投资累计已超过3000亿美元，在全球177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境外企业1.3万家。海外客户基础的不断扩大，迫切要求银行经营向国际化、多元化发展，提供高效、优质、全面的跨境金融服务。这方面，中国银行业已经加快进程。2010年底，5家大型商业银行已在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和大洋洲设有89家一级境外营业机构，收购或参股10家境外机构。但整体看，国内银行业“走出去”的步伐仍然滞后于实体经济，海外机构总资产占比仅在4%左右，参与国际市场的广度与深度仍然有限。
第二，人民币国际化加快带来了新的机遇。长期来看，人民币国际化是必然趋势。国际金融危机后人民币跨境结算进程加快，在周边国家流通和使用范围扩大，跨境结算业务量加速增长。2011年一季度，银行办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3603亿元，为2010年全年结算量的71%。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人民币存贷款、结算、托管等业务需求势必快速增长，中资银行境外机构有望在人民币结算清算、金融市场和海外融资等领域确立领先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目前正在推进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还是大力发展的人民币跨境投资和香港离岸市场，都为国内银行开拓海外业务和市场创造了很好的历史机遇和动力。
第三，银行业整体实力增强。股改以来，国内银行业整体实力明显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升。银行业资产总额从2003年末的28万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95万亿元，净利润从262亿元增加到8991亿元，不良贷款率由17.9%下降到1.13%。根据2011年英国《银行家》杂志排名，工农中建四大行均进入全球1000家大银行前15位。目前，中资银行公司治理逐步完善，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不仅经受住了国际金融危机的考验和冲击，也为银行业“走出去”奠定了坚实基础。与之对照，危机后欧美银行受损严重，不得不经历一轮去杠杆化和修复资产负债表的痛苦过程。在此背景下，中资银行国际化获得了更多的主动权。
尽管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银行业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国内银行业“走出去”面临许多有利条件，前景广阔，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走出去”面临的风险范围更大、涉及更广、性质更复杂，这是我们必须重点考量和妥善应对的问题。
第一，监管法律风险。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更加强调审慎监管。美国银行监管强调“无盲区、无缝隙”的全面覆盖，提高银行资本标准和金融消费者保护标准；欧洲银行监管也体现出去杠杆和控制综合经营的趋势；大部分东道国对外资银行董事会构成、业务范围等方面，作出了十分具体的规定。2010年3月，巴塞尔委员会提出了跨境银行处置的10条建议，对系统重要性银行和跨境银行，在资本充足率、存款人保护、信息披露、隔离规则等方面强化了监管约束。中资银行必须深入了解监管条件变化对机构准入和业务开展的影响，特别要了解当地特殊的法规框架，以便得到监管当局的确认和支持。目前来看，国内银行对国外法律、监管环境普遍了解不够，隐藏了较大的潜在风险。
第二，地区政治风险。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复苏仍不平衡、不稳定，主权债务危机阴霾未散，地缘政治危机此起彼伏，银行海外经营环境十分复杂。近期西亚、北非局势动荡，项目停工、合同违约、应付款拖欠等问题接踵而至，导致该地区的中资企业面临损失，银行境外贷款风险显著上升。同时，“中国威胁论”等意识形态纷争，欧洲国家主权债务危机折射出的国家信用风险等，也增加了中资银行国际化的政治风险。目前，中资银行对国别风险的认知相对陌生，风险监测、控制和缓释的手段较为薄弱。随着国内银行业“走出去”步伐加快，国别风险管理问题将更加突出。
第三，资产估值风险。国际金融危机中“有毒资产”对银行业造成的杀伤远超预期，对中资银行防控海外资产风险提出了警示。考虑到信息的不对称，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中资银行很难完全了解海外并购对象的财务状况、资产情况等，且海外银行持有的部分衍生产品缺少市场公允价格，表外工具定价机制复杂，极易造成市值评估亏损，冲击银行财务报表的稳健性。此外，由于海外并购大部分进行现金交易，成本偏高，容易使银行面临较大的支付风险。
第四，文化差异风险。对长期服务本土、比较内向的国内银行而言，“走出去”过程中的文化融合往往需要很长时间。不同国家的语言、文化背景、生活习惯不同，如果缺乏对当地文化的深刻了解，不熟悉当地的商务惯例，甚至违背文化禁忌，就很难获得当地企业和居民的认同，导致“水土不服”，这样的例子也屡见不鲜。
因此，中国银行业“走出去”的步伐要与国际化经验积累程度相适应，与自身核心竞争力相匹配，既要把握机遇，又要防范风险；既要坚持市场化运作，又要考虑国家海外发展战略需要，循序渐进、量力而行，走积极、审慎的国际化道路。
首先，最大程度发挥协同效应。2010年中国银行业净利润增长高达34.5%，国内金融市场机遇很多，发展潜力很大。国内银行如不顾自身比较优势，不顾境内外客户关联和业务联系，而盲目抢占新市场，结果必然得不偿失。因此，中资银行“走出去”一定要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要与企业“走出去”、人民币国际化相协同，统筹考虑资源禀赋、客户结构，注重业务互补，打造多元化服务功能。注重境内外协同联动，实现境内外业务的合理布局和优势互动，逐步建立海外市场产品优势和客户优势，实现协同效应的最大化。国内银行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要增强协作，密切配合，形成对外竞争和抵御风险的合力；同时，也要与当地银行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借助对方网络、经验和资源优势，拓展海外业务。
其次，由近及远进行区域布局。根据国内企业海外投资的态势选择切入点，开展银行间跨境转贷等业务，努力增加境外企业贷款、海外工程项目融资，加大对国内产品、设备、劳务出口的金融支持力度，为国家“走出去”战略提供服务。优先选择高成长性、文化差异较小的亚洲地区作为“走出去”的首选市场，尤其是要跟随地区一体化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加快周边地区的发展布局，繁荣边贸关系。在欧美金融中心城市实施战略性布点，与国际金融市场接轨，把握全球金融发展态势，逐步完成世界主要大城市的网络覆盖。与此同时，要积极跟进贸易、投资进程，有选择地进入非洲、拉美等新兴市场，形成全球服务态势。
再次，因地制宜选择进入模式。在“走出去”的方式选择上，根据东道国的实际情况，采取差异化方式进入，有效降低进入风险和难度。在准入门槛较低、法律和监管制度健全、信贷业务资源丰富的地区，通过设立分行方式发挥整体优势；在准入和监管条件限制、经营风险相对较高的地区，通过设立子行的方式进入；在监管限制严格，但收购机会较多的地区，通过收购当地机构的方式进入；而在欧美等成熟市场，以参股方式进入的监管壁垒较低，能够避免知识和管理不完备产生的风险，吸收先进银行治理结构、管理模式和产品创新方面的知识和技术。中国农业银行行长 张云
